红螺寺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红螺山南麓，距北京市区55公里。始建于东晋初期（一说咸康四年，即公元年）。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来到渔阳城（今怀柔地区），在红螺山建此寺院，原名“大明寺”，明朝正统年间赐名“护国资福禅寺”，后因红螺仙女的传说，世人俗称“红螺寺”。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山有潭，当山之巅，潭中有螺二如斗，色殷红，夕放火焰，照射山麓，一是故名红螺山，土人呼红螺寺。”另据《怀柔县志》记载：“山下有泉名红螺泉，中有二螺大如斗，夕吐光焰，山色为之殷红……天时两红螺死，寺僧为双浮屠之建双塔，从此红螺山得名，寺院也从此得名红螺寺。”这也许是红螺寺得名的又一传说。
高僧佛图澄大师（公元年—公元年）东度震旦弘传佛法，当时中国北方正处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统治时期。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年），大师受到后赵皇帝石勒、石虎叔侄的礼待，遂在后赵国境内开坛讲法，广建寺塔。按照佛教戒律和当时国家制度，佛图澄大师是经国家正式批准在中国传戒授徒第一人，后赵石虎建武末年（东晋永和四年，即公元年），卒于邺宫寺。据《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在我国后赵弘法30余载，先后建寺多达所，红螺寺是其中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寺院。
红螺寺在历史上曾数次扩建重修，目前依然保留着清代以前的格局。其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它背倚红螺山，南照红螺湖，山环水绕，林木丰茂，古树参天。红螺寺处于红螺山山前的千亩苍翠的古松林之中，形成一幅“碧波藏古刹”的优美的画卷。所以红螺寺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佛教园林。
红螺寺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历史上的红螺寺是我国北方一座大型的十方常住寺院，其深厚的佛法底蕴吸引着众多的云游僧人来此参学进修。历史上以红螺寺为中心，其寺院群曾拥有多倾耕地，号称“一天吃一顷地”。在怀柔县境内和北京其它区县内有数处下院，并在红螺寺西侧的甘涧峪沟内建有寺庙群，号称“二十四庙七十二庵”，这些都是红螺寺所管辖的下院。
千百年来，红螺寺一直是我国汉传佛教的重要寺院之一。寺院历届住持多是皇家选派，高僧辈出。辽代的妙行法师；金代的佛觉禅师；元代的善郎法师、云山禅师；清代际醒（梦东）大师住持红螺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大阐净土法门，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净土”。至此，红螺寺成为我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祖庭。清光绪年间，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来红螺寺修学净土法门，后去普陀上创建净土道场，所以世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简而言之，在历史上，红螺寺为我国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红螺寺的历史与作用由于红螺寺是我国北方佛教的发祥地和最大的佛教丛林，从东晋后赵到清朝，每个朝代的皇室都与红螺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在佛教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下面就着重介绍一下红螺寺在我国佛教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神异”著称的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是红螺寺的开山鼻祖。据《高僧传》记载，他是一位了晓咒术、彻悟禅机，精通佛法的得道高僧。据史料记载，大师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中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他知见超群、学识渊博并热忱讲导，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调、须菩提等不远数万里足涉流沙来从他受学。中土名德如释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来听他讲说。《高僧传》记载他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前后门徒近乎过万。教学盛况可见其弘传佛法之广。
西晋末年，佛图澄大师由于感梦来寻找中国北方佛教发祥地，二十余年无果。东晋咸康四年他跟随后赵石勒、石虎北征段辽来到渔阳城（今怀柔地区），发现红螺山山形上部如舞动双翅的大鹏金翅鸟，下有佛陀成道时“触地印”的瑞像，此山暗契圣教，瑞显佛仪，恰合他梦感之境，于当年创建此寺，起名“大明寺”，即现在的红螺寺。
从现存的史料中，佛图澄大师留下的佛学思想并不多，但从其众多著名弟子来推测大师的佛学造诣，深不可测。佛图澄大师的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后赵皇帝石勒死后，红螺山地区一状如虎形的石头夜间放光显灵，其侄儿石虎便借此大做文章说“此乃天意，这是上天在昭示我石虎为天子。”随后心安理得的当起了皇帝。
红螺寺在佛教有明确记载，最早见于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中唐时期马祖道一的弟子红螺和尚，留偈子一首：“红螺山子近边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语问酬全不会，可怜只解那斯祈。”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据《中庸?哀公问*》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寓意，对少数民族的*策上实行“怀柔*策”，使其归附自己，这是自汉代以来首次将“以战为主”改为“以和为主”的*策。“怀柔”一词的来历也是基于此。在李世民的恩允下，北方少数民族靺鞨族多人，内迁到怀柔桃谷山定居。为了能够使大唐北方疆土的安定，由皇室拨款，将红螺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希望红螺寺能为皇室社稷降祥赐福，以求国泰民安，民族和谐，天下统一，这也是红螺寺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扩建和重修。
辽代时期的妙行法师驻锡红螺寺，法师本人精通律学，后又专心念佛，圆寂前留给世人一个偈子：“令左右惟念净土，勿生瞻恋，师亦随念气□”。
金世宗完颜雍在金大定二年（公元年），将当时皇室最权威的大圣安寺住持佛觉禅师派往红螺寺做住持，以示皇恩浩荡。佛觉禅师随后在红螺寺讲学多年，法席盛大。佛觉禅师是金代时期云门宗高僧，法号某琼，号佛觉，长芦宗赜的弟子，金世宗（年-年在位）时期来到红螺寺。银山塔林现存佛觉大师舍利塔，位于塔林中心，根据塔额题字，大师的封号为“祐国佛觉大禅师”，可见佛觉大师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显赫。红螺寺在金元时期也是云门宗的弘法地，其法门特点是禅净双修。
元十八年（年），十七名高僧云集大都，与道教对论，结果道教典籍被焚毁，当时与会高僧中有一位善郎法师，即是红螺寺的讲主。
在元代成吉思汗时期，为保护红螺寺，随以法典《大扎撒》为依据，发布镌刻“榜示碑”并安放于寺庙山门墙上。“榜示碑”概述了红螺寺本系皇家寺院，是为皇室祈寿祈福的地方，各色人等不得对寺院搔扰，并确定了寺庙的界限和土地树木等，任何人不得侵占、砍伐。
现存较早的红螺寺史料《红螺山大明寺碑》记载了云山禅师与红螺寺的关系。元代的云山禅师是住持皇室祠庙大圣安寺的高僧，经常受到皇帝的召见和请教，云山禅师当时还领有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衔，是皇上的*治顾问，常解答皇帝对有关时*的咨询。元仁宗至惠宗时期，至正十二年（年），云山禅师年事已高，来到红螺寺隐居。由于云山禅师深得元仁宗、英宗、惠宗帝的尊重，累朝都会赐于云山禅师金银珍宝，以资报答其弘传佛法，为国为民祈福之功，禅师不仅拿出这些全部供养，加之禅师的威望颇高，又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使得红螺寺在这一期间得到两次重修，之后由福果法师担任住持。
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年），国家出资又重修了红螺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来寺降香，在看到佛顶放光后，认为是护国赐福的祥瑞之像，龙颜大悦，特亲笔赐“护国资福禅寺”的寺名，现此名仍刻于红螺寺山门上。
明熹宗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五年（公元年）赐红螺寺一口“天启大铜钟”，至今已有着多年的历史，现存放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内。大钟高为.6公分，口径为.6公分，重约一吨，青铜材质，双龙钮，莲瓣罩顶中，底边有八卦方位图形，铸造工艺细致精美。钟表满布整部金刚经及诵经仪轨、诵经功德，二十药叉、四大天王、五果六通阿罗汉、菩萨、诸佛名号等文字。全钟共字，字体均为楷书，字体清晰流畅，布局规整严谨。
清嘉庆年间为了保护红螺寺庙产，在大雄宝殿前设立了“四至石碑”，碑文中明确红螺寺八个方向的范围界限。此碑现仍立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前。
乾隆年间，有位号“慕莲学人”的法师，人称“亮座主”，是红螺寺的讲经法师，他根据明藕益智旭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讲述净土念佛法门，后来红螺寺僧人达默、达林二人把他的讲义编订成《阿弥陀经要解便蒙抄》一书，此书后来多次多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清嘉庆年间，彻悟禅师住持红螺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大阐净土法门。禅师苦心经营勤俭持寺，募置大量土地为永久之计，创造并实行了“福田制”这一善举。当时红螺寺共拥有约顷的田地，把这些田地以低廉的租金交给农民耕种，红螺寺用收取的廉价租金除部份供自用外，其余的均用于为百姓做善事。在实行“福田制”之外，还在寺内设“舍粥场”赈济孤贫；每年腊月二十五为附近穷苦百姓送包饺子的白面；开设药房炮制观音普济丹，舍药救人。“舍粥、关面、施药”三件善事也形成制度，并长期坚持下来。红螺寺“福田制”和“三善事”等善举的实施，维护了一方平安，造福了一方百姓。
我们后人所不能忘却是彻悟禅师对我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巨大贡献。彻悟禅师(公元—年)，讳际醒，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人，俗姓马。大师幼而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无不博览。二十二岁时因大病，深感幻躯无常，发出世志。病患痊愈后，到房山县，投三圣庵荣池老和尚剃发，第二年，受具足戒。乾隆三十三年冬，参广通寺粹如纯翁，明向上事，师资道合，嗣法为临济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后来，接续广通寺，率众参禅，警策勉励后学，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声名播扬四方，宗风大振。后因多诸病缘，念佛祛疾。继思念佛一门，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智者永明楚石莲池等诸大善知识，皆羡归心。我何人斯，敢不归命。由此，便一意归心西方净土，专修专弘念佛法门。于是中止参禅，纯提净土，数十年所有积稿，付之一炬。由大师诚心所感，参禅人亦多皆念佛。禅师对禅净二宗明晓精奥，开导说法，辩才无碍。律己甚严，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时间会客，过时惟是礼佛念佛而已。大师与大众一道精进修持，莲风大扇，远近仰化，道俗归心。当时佛门中，彻悟禅师为第一人。
嘉庆五年，禅师退居红螺山资福寺，打算于此终老。四众弟子依恋追随者甚众，禅师为法为人，始终没有厌倦之心，于是便收留大众，与大众同甘同苦，担柴运水，泥壁补屋，遂成一念佛道场。
禅师居红螺山十年，至嘉庆十五年二月，到万寿寺扫粹祖塔，辞别山外诸护法云：“幻缘不久，人世非常，虚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净土好相见也。”三月回到红螺山，命弟子预办荼毗事。交接住持位，告诫众人：“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无机不收，吾数年来，与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净业。凡吾所立规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庶不负老僧与众一片苦心也。”
圆寂前半月，禅师觉身有微疾，即命大众助称佛号，见虚空中幢幡无数，自西方而来。大师告众人说：“净土相现，吾将西归矣。”众弟子恳劝大师住世。大师回答：“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吾得臻圣境，汝等当为师幸，何苦留耶?”
十二月十六日，禅师指令设涅槃斋。十七日申刻，大师告众人说：“吾昨已见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复蒙佛亲垂接引，吾今去矣。”大众称念佛号更厉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遂手结弥陀印，安详而逝。众人闻到异香盈空。供养七日，大师面貌如生，慈和丰满，头发由白变黑，光泽异常。二七入龛，三七荼毗，获舍利百余粒。门徒弟子请灵骨葬于红螺寺普同塔内。大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九年，法腊四十有三。有《梦东禅师遗集》又名《彻悟大师遗集》流通于世。彻悟禅师被后人尊称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由于禅师在红螺寺大阐净土法门以及对佛教的巨大贡献，彻悟禅师又被后人尊称为“红螺资福彻悟大师”。
正是由于当时的佛学泰斗，一代高僧彻悟禅师来红螺寺创建净土念佛道场，时称法门第一人，使红螺寺成为当时净土宗的名山正庭，四方学者云集，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僧人也不远万里前来求经学道，最盛时每天的云水僧达余众，香火日盛，声震南北，世人称“海内净土首推红螺焉”，由此，彻悟禅师被中国汉地佛教公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继彻悟大师之后，红螺寺的住持陆续有临济宗法脉的高德大僧担任，其中有松泉法师、天朗法师、盛茂法师、昆泉法师等。
清光绪十二年（年），时年二十六的印光大师（-年）久慕红螺山彻悟禅师净土道场之盛，遂不远千里入红螺山资福寺求习净土。他深入研究经藏，追寻彻悟禅师遗著、遗训，妙契佛心，道业精进，人称“继庐行者”。印光大师曾经在红螺寺担任云水堂香灯、寮元、藏主等职。光绪十九年（1年），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师护送藏经南下，其后便常驻法雨寺。印光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应大众之请，开讲《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嗣后谢绝众缘。至此，红螺寺因印光大师更驰名海内外。
印光大师是汉传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终身服膺彻悟禅师语录。在后来重订莲宗祖师时，增列彻悟大师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怀柔红螺寺在近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的佛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德大僧，使得我国汉传佛教得以广泛传播，乃至对亚洲地区的佛教发展也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红螺寺多年的深厚文化积淀，更是留下了大量的有关红螺寺及红螺文化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是寺院现存的大量的文物古迹，抑或是流传于民间的有关红螺寺文物也都非常之丰富。
第三，红螺寺的现在和未来
解放后红螺寺一度被改为学校，寺庙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于年被拆毁，集中存放在殿内的大量文物、法器、佛经等悉数丢失，文物保护区大部分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红螺寺景区从年开始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建设，逐步修复修缮了殿堂、罗汉园、观音寺等，开辟了旅游线路，大量植树栽花绿化美化环境，不断增加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现在的红螺寺被包含在国家AAAA级红螺寺旅游风景区内，门票54元，据说还要涨到70元。寺院没有僧团驻锡，奇怪的是在寺院里面处处可见功德箱。曾有参访过景区之内的红螺寺游客无不感慨的说：“红螺寺已经完全变味了，和佛教没有关系了，现在变成了---我的信仰，你的生意！”
在此，笔者引用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传印长老的《关于将红螺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的建议》，全文如下：
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红螺寺始建于盛唐时期，初名大明寺，金皇统初年（年）重建，改名资福寺，因居红螺山之阳，俗称红螺寺。红螺寺坐北朝南，依山势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及配殿等，规模宏伟壮观，京郊著名古刹之一。红螺寺历史上是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火鼎盛时曾有几百僧人在此研修佛法，是极具影响力的佛教庙宇，深得广大佛教信众敬仰。史书上称“南有金山普陀，北有古寺红螺”。但由于历史原因，红螺寺至今未能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未能发挥佛教寺庙的作用，真正为广大佛教信众服务，实为佛教界的一大憾事。多年来，广大佛教信众急切盼望将红螺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红螺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既是是落实*的宗教信仰自由*策，满足信众过好宗教生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佛教文化，发挥佛教功能的需要。另一方面，只有恢复红螺寺为宗教活动场所，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真正体现文物的内在价值，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相反，抹煞文物原有的历史功能，此物彼用，是对文物最大的破坏和不尊重，也给国内外游客带来了诸多困扰，严重损害了佛教界的声誉，破坏了首都形象。因此，我们恳请相关部门从全局出发，正视历史，为社会和谐，放开小我，成就大局，恢复寺庙原有的历史功能，将其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教群众的客观需求。全国*协常委：传印年1月
笔者认为，这份建议不仅仅表达了传印长老个人的心愿，也是全国佛教徒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