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白癜风QQ交流群 http://liangssw.com/bozhu/12376.html第一,红螺寺背景简介
红螺寺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红螺山南麓,距北京市区55公里。始建于东晋初期(一说咸康四年,即公元年)。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来到渔阳城(今怀柔地区),在红螺山建此寺院,原名“大明寺”,明朝正统年间赐名“护国资福禅寺”,后因红螺仙女的传说,世人俗称“红螺寺”。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山有潭,当山之巅,潭中有螺二如斗,色殷红,夕放火焰,照射山麓,一是故名红螺山,土人呼红螺寺。”另据《怀柔县志》记载:“山下有泉名红螺泉,中有二螺大如斗,夕吐光焰,山色为之殷红……天时两红螺死,寺僧为双浮屠之建双塔,从此红螺山得名,寺院也从此得名红螺寺。”这也许是红螺寺得名的又一传说。
高僧佛图澄大师(公元年—公元年)东度震旦弘传佛法,当时中国北方正处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统治时期。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年),大师受到后赵皇帝石勒、石虎叔侄的礼待,遂在后赵国境内开坛讲法,广建寺塔。按照佛教戒律和当时国家制度,佛图澄大师是经国家正式批准在中国传戒授徒第一人,后赵石虎建武末年(东晋永和四年,即公元年),卒于邺宫寺。据《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在我国后赵弘法30余载,先后建寺多达所,红螺寺是其中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寺院。
红螺寺在历史上曾数次扩建重修,目前依然保留着清代以前的格局。其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它背倚红螺山,南照红螺湖,山环水绕,林木丰茂,古树参天。红螺寺处于红螺山山前的千亩苍翠的古松林之中,形成一幅“碧波藏古刹”的优美的画卷。所以红螺寺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佛教园林。
红螺寺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历史上的红螺寺是我国北方一座大型的十方常住寺院,其深厚的佛法底蕴吸引着众多的云游僧人来此参学进修。历史上以红螺寺为中心,其寺院群曾拥有多倾耕地,号称“一天吃一顷地”。在怀柔县境内和北京其它区县内有数处下院,并在红螺寺西侧的甘涧峪沟内建有寺庙群,号称“二十四庙七十二庵”,这些都是红螺寺所管辖的下院。
千百年来,红螺寺一直是我国汉传佛教的重要寺院之一。寺院历届住持多是皇家选派,高僧辈出。辽代的妙行法师;金代的佛觉禅师;元代的善郎法师、云山禅师;清代际醒(梦东)大师住持红螺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大阐净土法门,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净土”。至此,红螺寺成为我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祖庭。清光绪年间,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来红螺寺修学净土法门,后去普陀上创建净土道场,所以世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简而言之,在历史上,红螺寺为我国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红螺寺的历史与作用
由于红螺寺是我国北方佛教的发祥地和最大的佛教丛林,从东晋后赵到清朝,每个朝代的皇室都与红螺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在佛教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下面就着重介绍一下红螺寺在我国佛教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神异”著称的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是红螺寺的开山鼻祖。据《高僧传》记载,他是一位了晓咒术、彻悟禅机,精通佛法的得道高僧。据史料记载,大师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中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他知见超群、学识渊博并热忱讲导,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调、须菩提等不远数万里足涉流沙来从他受学。中土名德如释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来听他讲说。《高僧传》记载他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前后门徒近乎过万。教学盛况可见其弘传佛法之广。
西晋末年,佛图澄大师由于感梦来寻找中国北方佛教发祥地,二十余年无果。东晋咸康四年他跟随后赵石勒、石虎北征段辽来到渔阳城(今怀柔地区),发现红螺山山形上部如舞动双翅的大鹏金翅鸟,下有佛陀成道时“触地印”的瑞像,此山暗契圣教,瑞显佛仪,恰合他梦感之境,于当年创建此寺,起名“大明寺”,即现在的红螺寺。
从现存的史料中,佛图澄大师留下的佛学思想并不多,但从其众多著名弟子来推测大师的佛学造诣,深不可测。佛图澄大师的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后赵皇帝石勒死后,红螺山地区一状如虎形的石头夜间放光显灵,其侄儿石虎便借此大做文章说“此乃天意,这是上天在昭示我石虎为天子。”随后心安理得的当起了皇帝。
红螺寺在佛教有明确记载,最早见于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中唐时期马祖道一的弟子红螺和尚,留偈子一首:“红螺山子近边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语问酬全不会,可怜只解那斯祈。”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据《中庸?哀公问*》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寓意,对少数民族的*策上实行“怀柔*策”,使其归附自己,这是自汉代以来首次将“以战为主”改为“以和为主”的*策。“怀柔”一词的来历也是基于此。在李世民的恩允下,北方少数民族靺鞨族多人,内迁到怀柔桃谷山定居。为了能够使大唐北方疆土的安定,由皇室拨款,将红螺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希望红螺寺能为皇室社稷降祥赐福,以求国泰民安,民族和谐,天下统一,这也是红螺寺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扩建和重修。
辽代时期的妙行法师驻锡红螺寺,法师本人精通律学,后又专心念佛,圆寂前留给世人一个偈子:“令左右惟念净土,勿生瞻恋,师亦随念气□”。
金世宗完颜雍在金大定二年(公元年),将当时皇室最权威的大圣安寺住持佛觉禅师派往红螺寺做住持,以示皇恩浩荡。佛觉禅师随后在红螺寺讲学多年,法席盛大。佛觉禅师是金代时期云门宗高僧,法号某琼,号佛觉,长芦宗赜的弟子,金世宗(年-年在位)时期来到红螺寺。银山塔林现存佛觉大师舍利塔,位于塔林中心,根据塔额题字,大师的封号为“祐国佛觉大禅师”,可见佛觉大师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显赫。红螺寺在金元时期也是云门宗的弘法地,其法门特点是禅净双修。
元十八年(年),十七名高僧云集大都,与道教对论,结果道教典籍被焚毁,当时与会高僧中有一位善郎法师,即是红螺寺的讲主。
在元代成吉思汗时期,为保护红螺寺,随以法典《大扎撒》为依据,发布镌刻“榜示碑”并安放于寺庙山门墙上。“榜示碑”概述了红螺寺本系皇家寺院,是为皇室祈寿祈福的地方,各色人等不得对寺院搔扰,并确定了寺庙的界限和土地树木等,任何人不得侵占、砍伐。
现存较早的红螺寺史料《红螺山大明寺碑》记载了云山禅师与红螺寺的关系。元代的云山禅师是住持皇室祠庙大圣安寺的高僧,经常受到皇帝的召见和请教,云山禅师当时还领有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衔,是皇上的*治顾问,常解答皇帝对有关时*的咨询。元仁宗至惠宗时期,至正十二年(年),云山禅师年事已高,来到红螺寺隐居。由于云山禅师深得元仁宗、英宗、惠宗帝的尊重,累朝都会赐于云山禅师金银珍宝,以资报答其弘传佛法,为国为民祈福之功,禅师不仅拿出这些全部供养,加之禅师的威望颇高,又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使得红螺寺在这一期间得到两次重修,之后由福果法师担任住持。
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年),国家出资又重修了红螺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来寺降香,在看到佛顶放光后,认为是护国赐福的祥瑞之像,龙颜大悦,特亲笔赐“护国资福禅寺”的寺名,现此名仍刻于红螺寺山门上。
明熹宗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五年(公元年)赐红螺寺一口“天启大铜钟”,至今已有着多年的历史,现存放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内。大钟高为.6公分,口径为.6公分,重约一吨,青铜材质,双龙钮,莲瓣罩顶中,底边有八卦方位图形,铸造工艺细致精美。钟表满布整部金刚经及诵经仪轨、诵经功德,二十药叉、四大天王、五果六通阿罗汉、菩萨、诸佛名号等文字。全钟共字,字体均为楷书,字体清晰流畅,布局规整严谨。
清嘉庆年间为了保护红螺寺庙产,在大雄宝殿前设立了“四至石碑”,碑文中明确红螺寺八个方向的范围界限。此碑现仍立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前。
乾隆年间,有位号“慕莲学人”的法师,人称“亮座主”,是红螺寺的讲经法师,他根据明藕益智旭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讲述净土念佛法门,后来红螺寺僧人达默、达林二人把他的讲义编订成《阿弥陀经要解便蒙抄》一书,此书后来多次多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清嘉庆年间,彻悟禅师住持红螺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大阐净土法门。禅师苦心经营勤俭持寺,募置大量土地为永久之计,创造并实行了“福田制”这一善举。当时红螺寺共拥有约顷的田地,把这些田地以低廉的租金交给农民耕种,红螺寺用收取的廉价租金除部份供自用外,其余的均用于为百姓做善事。在实行“福田制”之外,还在寺内设“舍粥场”赈济孤贫;每年腊月二十五为附近穷苦百姓送包饺子的白面;开设药房炮制观音普济丹,舍药救人。“舍粥、关面、施药”三件善事也形成制度,并长期坚持下来。红螺寺“福田制”和“三善事”等善举的实施,维护了一方平安,造福了一方百姓。
我们后人所不能忘却是彻悟禅师对我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巨大贡献。彻悟禅师(公元—年),讳际醒,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人,俗姓马。大师幼而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无不博览。二十二岁时因大病,深感幻躯无常,发出世志。病患痊愈后,到房山县,投三圣庵荣池老和尚剃发,第二年,受具足戒。乾隆三十三年冬,参广通寺粹如纯翁,明向上事,师资道合,嗣法为临济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后来,接续广通寺,率众参禅,警策勉励后学,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声名播扬四方,宗风大振。后因多诸病缘,念佛祛疾。继思念佛一门,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智者永明楚石莲池等诸大善知识,皆羡归心。我何人斯,敢不归命。由此,便一意归心西方净土,专修专弘念佛法门。于是中止参禅,纯提净土,数十年所有积稿,付之一炬。由大师诚心所感,参禅人亦多皆念佛。禅师对禅净二宗明晓精奥,开导说法,辩才无碍。律己甚严,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时间会客,过时惟是礼佛念佛而已。大师与大众一道精进修持,莲风大扇,远近仰化,道俗归心。当时佛门中,彻悟禅师为第一人。
嘉庆五年,禅师退居红螺山资福寺,打算于此终老。四众弟子依恋追随者甚众,禅师为法为人,始终没有厌倦之心,于是便收留大众,与大众同甘同苦,担柴运水,泥壁补屋,遂成一念佛道场。
禅师居红螺山十年,至嘉庆十五年二月,到万寿寺扫粹祖塔,辞别山外诸护法云:“幻缘不久,人世非常,虚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净土好相见也。”三月回到红螺山,命弟子预办荼毗事。交接住持位,告诫众人:“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无机不收,吾数年来,与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净业。凡吾所立规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庶不负老僧与众一片苦心也。”
圆寂前半月,禅师觉身有微疾,即命大众助称佛号,见虚空中幢幡无数,自西方而来。大师告众人说:“净土相现,吾将西归矣。”众弟子恳劝大师住世。大师回答:“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吾得臻圣境,汝等当为师幸,何苦留耶?”
十二月十六日,禅师指令设涅槃斋。十七日申刻,大师告众人说:“吾昨已见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复蒙佛亲垂接引,吾今去矣。”大众称念佛号更厉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遂手结弥陀印,安详而逝。众人闻到异香盈空。供养七日,大师面貌如生,慈和丰满,头发由白变黑,光泽异常。二七入龛,三七荼毗,获舍利百余粒。门徒弟子请灵骨葬于红螺寺普同塔内。大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九年,法腊四十有三。有《梦东禅师遗集》又名《彻悟大师遗集》流通于世。彻悟禅师被后人尊称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由于禅师在红螺寺大阐净土法门以及对佛教的巨大贡献,彻悟禅师又被后人尊称为“红螺资福彻悟大师”。
正是由于当时的佛学泰斗,一代高僧彻悟禅师来红螺寺创建净土念佛道场,时称法门第一人,使红螺寺成为当时净土宗的名山正庭,四方学者云集,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僧人也不远万里前来求经学道,最盛时每天的云水僧达余众,香火日盛,声震南北,世人称“海内净土首推红螺焉”,由此,彻悟禅师被中国汉地佛教公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继彻悟大师之后,红螺寺的住持陆续有临济宗法脉的高德大僧担任,其中有松泉法师、天朗法师、盛茂法师、昆泉法师等。
清光绪十二年(年),时年二十六的印光大师(-年)久慕红螺山彻悟禅师净土道场之盛,遂不远千里入红螺山资福寺求习净土。他深入研究经藏,追寻彻悟禅师遗著、遗训,妙契佛心,道业精进,人称“继庐行者”。印光大师曾经在红螺寺担任云水堂香灯、寮元、藏主等职。光绪十九年(1年),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师护送藏经南下,其后便常驻法雨寺。印光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应大众之请,开讲《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嗣后谢绝众缘。至此,红螺寺因印光大师更驰名海内外。
印光大师是汉传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终身服膺彻悟禅师语录。在后来重订莲宗祖师时,增列彻悟大师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怀柔红螺寺在近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的佛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德大僧,使得我国汉传佛教得以广泛传播,乃至对亚洲地区的佛教发展也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红螺寺多年的深厚文化积淀,更是留下了大量的有关红螺寺及红螺文化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是寺院现存的大量的文物古迹,抑或是流传于民间的有关红螺寺文物也都非常之丰富。
第三,红螺寺的现在和未来
解放后红螺寺一度被改为学校,寺庙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于年被拆毁,集中存放在殿内的大量文物、法器、佛经等悉数丢失,文物保护区大部分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红螺寺景区从年开始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建设,逐步修复修缮了殿堂、罗汉园、观音寺等,开辟了旅游线路,大量植树栽花绿化美化环境,不断增加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现在的红螺寺被包含在国家AAAA级红螺寺旅游风景区内,门票54元,据说还要涨到70元。寺院没有僧团驻锡,奇怪的是在寺院里面处处可见功德箱。曾有参访过景区之内的红螺寺游客无不感慨的说:“红螺寺已经完全变味了,和佛教没有关系了,现在变成了---我的信仰,你的生意!”
在此,笔者引用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传印长老的《关于将红螺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的建议》,全文如下:
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红螺寺始建于盛唐时期,初名大明寺,金皇统初年(年)重建,改名资福寺,因居红螺山之阳,俗称红螺寺。红螺寺坐北朝南,依山势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及配殿等,规模宏伟壮观,京郊著名古刹之一。红螺寺历史上是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火鼎盛时曾有几百僧人在此研修佛法,是极具影响力的佛教庙宇,深得广大佛教信众敬仰。史书上称“南有金山普陀,北有古寺红螺”。但由于历史原因,红螺寺至今未能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未能发挥佛教寺庙的作用,真正为广大佛教信众服务,实为佛教界的一大憾事。多年来,广大佛教信众急切盼望将红螺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红螺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既是是落实*的宗教信仰自由*策,满足信众过好宗教生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佛教文化,发挥佛教功能的需要。另一方面,只有恢复红螺寺为宗教活动场所,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真正体现文物的内在价值,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相反,抹煞文物原有的历史功能,此物彼用,是对文物最大的破坏和不尊重,也给国内外游客带来了诸多困扰,严重损害了佛教界的声誉,破坏了首都形象。因此,我们恳请相关部门从全局出发,正视历史,为社会和谐,放开小我,成就大局,恢复寺庙原有的历史功能,将其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教群众的客观需求。全国*协常委:传印年1月
笔者认为,这份建议不仅仅表达了传印长老个人的心愿,也是全国佛教徒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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