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在佛教传入中土进而本土化形成禅宗的过程中，庄子思想对其影响是巨大，二者相互交融，最终形成禅宗。禅宗形成之后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文学方面，禅宗思想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国文学的品格并引导了人们欣赏文学作品的心态
一、佛教的传入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史书记载不是很确切，但据有些学者统计达十种之多，一般为人所熟知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望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二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汉明帝派遣使者，西行求法，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赵朴初先生认为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之事为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而明帝求法表明：佛教的传入虽不始于明帝，但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他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明帝年代。一般公认佛教是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传入中土时，汉明帝为在洛阳修建“白马寺”，至此汉地始有佛教。从公元前后传入至４世纪，经过汉魏西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佛教从开始只为一部分上层人士的信仰，普及到大江南北普通百姓的信仰；然后是5、6世纪南北朝的佛教把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和创新理解，通过讲经和诠释经典的方法加以表述、传播和推广，相继形成很多学派，经过彼此间广泛交流，确立了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比较会通，从而在思想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创立了条件，同时，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在物质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提供条件。在6至10世纪初的隋唐时期八大宗派创立之后，各个宗派适应传法需要又彼此会通和融合。经过10世纪初至14世纪的五代和宋元，禅宗占据中国佛教主流地位。至14世纪以后的明代，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
二、佛教思想的中国化
由于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因此不管是其义理思想还是外在仪式都带有鲜明的原生地特色，但这也使得佛教在汉地传播时无法很好地适应我国社会的需要，因此为了更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义理中增加了一些符合中国人思维的创新和迎合中国统治阶层需求的主观发挥，这个过程就是佛教义理的中国化过程。蒋维乔说：“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传入中国耳。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蒋维乔认为中国佛教史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开始了规模化的译经活动。佛经的翻译是佛教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佛教的教义体系庞大严密，其中许多概念范畴不同于中土，如何找到对应的词语来准确地表达呢？“在中国佛学早期，甚至在全部的佛学传播过程中，都存在着如何把印度佛教这一异质体系中的概念、观念转译成能为中国思想文化环境中的人所理解的问题。这在佛经翻译和诠释中称之为‘格义’、‘连类’，也就是感念、观念的认同问题。”而观念问题的解决就必须附会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必须从中国经典典籍中找到对应词汇。
三、庄子思想和禅宗的交汇
在佛教传入中土进而本土化形成禅宗的过程中，庄子思想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在八大佛教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最富有民族特色，而尤以禅宗最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最善于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丰富自己，倡导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觉悟，最接近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
《高僧传》载：“生(竺道生)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冯契先生说，竺道生正是用了“忘筌取鱼”的方法，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的学说。竺道生的“顿悟”说对后来的禅宗有很大影响，屮国禅宗主张人人生来具有与佛一样的清净本性，众生与佛没有根本差别，提倡自信、自修和自悟，如敦煌本《六祖坛经》所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和马祖道一所说“即心是佛”等等。禅宗还认为言教只是引导信众体悟自性的辅助手段，不应加以执著和迷信。
东晋著名的佛教学者僧肇大师其著作《肇论》中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与《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几乎一样。虽然僧肇与庄子一为释一为道，但从上面简直如出一辙的语句表达来看，要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容易。“由于僧肇的努力，使老庄思想，和大乘佛学，如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此后老庄思想，无形中影响了禅学。”东晋佛学盛行之时，借助于玄学的帮忙，老庄关于宇宙本体“无”的理论类似佛学思想中的“色空”之说，很容易为佛教僧人引用、附会，从而使禅、庄有互相融会的最大可能。徐小跃说“禅与老庄的关系，首先采取了宗教的形式。随着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不断传播，并借助老庄玄学的兴起，中国禅学在吸收双方的思想中也改变自身，在一个新的领域，具体来说是在哲学的、思辨的领域确立了它与老庄的一种新型的关系。自此以后，禅与老庄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去展开它们之间的关系。”
“人们常把庄与禅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确乎两者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实际上，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这些概念在《庄子》大部分都是《齐物论》篇所反映的精神。台湾学者吴怡指出“禅的道家背景，包括方术之吐纳行与安般守意禅法的一致、般若与老庄玄旨的相近”。吴怡认为禅宗初祖达摩所倡“二入四行”中的报怨行与随缘行，类似庄子“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六祖慧能“对此后禅学开展上最大的贡献，却是使老庄思想在禅学中生了根。”
四、禅宗思想对我国文学品格的塑造
众所周知，禅宗思想最大的特色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几乎就是老庄所谓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另一种说法，禅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讲求简单，摒弃了繁琐的形式，得到成佛的途径不是苦修而在于“悟”，其实文学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呢，像汉大赋那种讲究铺采摛文和辞藻堆砌的文体其美感很是有限，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治赞歌，如木心先生所言赋这种文体恨不得把天下带金木水火土偏旁的生僻字都用上。魏晋山水田园诗受禅宗及老庄思想影响，相较与汉赋在思想和艺术美感的体验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其实诗歌、舞蹈、书法、唱歌等艺术形式都是殊途同归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最终要表达的那个核心是一样的。要么是真善美，要么是假恶丑。并且，美丑也只是表达形式，核心或许就是类似不可道的那个“道”。而这个“道”，一定程度上讲就是禅宗所谓的“禅”，“禅”只能悟，而不可强求，而在文学上，凡以形式取胜者皆不足观，好的文学作品无需花里胡哨的修饰而是一下子击中你的心脏，难道这不是禅宗所说的“直指人心”吗？那么，诗与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作诗与参禅其实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曰：“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语亦即禅语，在他看来无论是参禅悟道还是诗歌创作，想要达到极致，即必须通过妙语这个途径来实现，而妙语的得来要靠“悟”，但得到“悟”是需要的是灵感。陆机《文赋》言：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在灵感未到之时，诗思干如枯木，亦如干枯的河床般无半点水流;豁然诗悟之时，灵感到来不可遏止，如雷鸣般无所征兆、骤然巨响。这与禅宗顿悟何其相似：禅师们数年甚至数十年进行生命体验，苦苦禅修，往往始终不了真如，而一旦顿悟，则如醍醐灌顶，如桶脱底，略无滞碍，达到圆具无量妙德、广施自在妙用的境界。
明代憨山更是提出“诗乃真禅”的命题。他在《憨山老人梦游集》中说：昔人论诗，以禅比之，不知诗乃真禅也。陶靖节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末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等语句，把作诗看，犹乎蒙童读上大人，丘乙己也。唐人独李太白语，自造玄妙，在不知禅而能道耳。若王维多佛语，后人争夸善禅。要之岂非禅耶？特文字禅耳。非若陶李，造乎文字之外。由此我们得出禅和诗是不能分离的，把禅的生命体验通过诗歌这一文学载体表现出来和用禅的思想内核去契合诗的形式，这可以说是禅宗思想对我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总之，禅宗思想对我国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它对我国文学品格的塑造，并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人尚“禅”的文学审美倾向。中国人追求的“禅诗一味”恰好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