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记者张玉瑶
年，抗战正烈。10月10日午后，寓居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的弘一法师觉察时日将至，勉强起身，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人们后来把这四个字称为他的绝笔，长久地凝视，会发现那看似干枯的笔墨中绽开着某种丰润，柔弱的笔画中蕴有某种筋骨，它们以一种奇异又自然的姿态相互支撑，让字体看似欲坠却挺立，如同法师瘦弱手臂上交错的青筋。三日后，法师圆寂，留下“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偈语，行尽此岸的一生。
弘一法师绝笔
很少有人能像弘一法师一样，度过如此截然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他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李叔同，朱门子弟，风流才子，凡过处响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后半生，他则仿佛浑然忘却前半生，以殉道的姿态，芒鞋破钵行于山林，毅然走那一条艰苦孤寂的旅程。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人把他作为一个传奇来论说，却或许从没有人能够真正懂得他。后世人往往从“遗产”中去钩沉往生者的面相，但对我们这大多数不解经的世俗中人而言，弘一法师的“遗产”却难以付之一二言语，比起他留下的，他本身俨然更是一种象征。
弘一法师圆寂去今，已整整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作家汪兆骞先生完成了一部《李叔同传》，副标题是“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向这位嘴角含着沉静微笑、光照一室的先师致意。同出津门的汪兆骞与李叔同有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神交”，雪上偶然留指爪，许多年后，记忆里此处彼处的“指爪”竟踏出一条印痕。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渐渐清晰地显现，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即便难以踵其事，也得以在精神上相追缅。
壹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李叔同的一生是这句话最完美的阐释。
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巨富之家，谱名文涛。父亲李世珍是与李鸿章同年的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弃*后继承家业经商，主营盐业和钱庄，积累财富如山。出身荣华，李叔同半生吃穿用度不愁，又天资聪颖，“二十文章惊海内”，如同许多富贵公子一般，文学艺术，梨园名伶，美女香车，似乎自然地成为他所流连的生活方式。他与文人遗老交游唱和，与莺莺燕燕相惜相知，又奉母之名娶妻生子，生活看似自在，只是惟有一桩：他的母亲是小妾，虽为李家诞下一子，却难免受低视，父亲去世后尤甚。为了远离封建氛围笼罩的旧家庭，一俟成年，他便带着母亲妻子移居上海。
李叔同年摄于天津
26岁时，挚爱的母亲去世，让李叔同始尝到世间的悲剧滋味，绵延恒久。据弟子丰子恺记述，回顾往昔时，弘一曾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安葬母亲后，李叔同似变了个人，敛容收心，东渡日本求学。在异邦，哀绪化作未曾断绝的乡愁，幸有天纵才情，使他在东瀛文艺界名声响亮，也收获了日本女子的爱情。归国后，他将更多对人世的责任担在肩上，入南社，办进步报刊，后应杭州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的邀请前去执教，成为一名硕果丰饶的教育者。像一株老梅，随着时间褪去风艳倜傥，现出朴素庄穆的质地。
生于晚清，李叔同身上延续着古典文人的多面才情。他自小跟随兄长和津门大儒学习，在篆刻、书法、诗词、音乐等方面造诣皆深。到日本后，他则倾心西洋文艺，专业学美术，同时尝试涉足西方戏剧。以至翻开各个门类的中国艺术史，都惊鸿一瞥他的名字：中国学习西方油画先驱，第一个在国内聘用裸体模特进行美术教育；在东京自导自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揭开中国现代戏剧大幕；创作《送别》《忆儿时》《春游》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是“学堂乐歌”的重要倡导者……
即便是如此简略的走笔，也能大致勾勒出一个瑰奇的形象——是这样的李叔同，无论做什么，他都能做得好，都有他的一方天地。做老师也是。在浙江一师，他担任音乐、美术教师，原本这是最不受重视的副科，却因李叔同授课的缘故，地位比国文、数学、英语都高。曾在一师读书的丰子恺记得，同学们每天要花一个小时去练习图画，花一个小时以上去练习钢琴，“恬不为怪”，“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这不夸张，丰子恺自己就现身说法，他原本各科优异，正因了李先生的缘故，才下决心走上了艺术道路。
在一个领域立名已令人称奇，何况方方面面成就斐然。当人们都以为他将以艺术与教育的身份继续深耕下去时，年夏，他来到杭州虎跑寺，正式落发出家了，款款而最终决然地与“绚烂之极”的前半生彻底揖别。
弘一入山前与弟子丰子恺（右）、刘质平合影
贰
名士入空门，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
好友、浙江一师同事夏丏尊从头思量，觉得端倪在自己这里。有一次，他在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疗法的文章，出于好奇，和李叔同谈及，并说有机会可以试试。夏丏尊很快将此事抛之脑后，然而李叔同却径自到虎跑寺中断食二十天，过得颇愉快，与这座清静寺庙结了缘分。后来他又亲见文化名人彭逊之剃度，内心震动，亦皈依，开始茹素、念佛，法名演音，法号弘一。起先只是做居士，几个月后正式出家，竟如夏丏尊一时激言，索性爽快地“做了和尚”。几年后，谈起此节，夏丏尊依然觉得“惭悚”。
无论如何，这些只是偶然的外因，李叔同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内心的招引。世俗看来如此盛名之人，缘何踏上这样一条路途，彼时和后世皆众说纷纭。在丰子恺看来，生活分为物质、精神、灵*三层，精神是学术文艺，灵*乃是宗教，艺术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扶梯的顶点就是三层楼，因此弘一法师从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丰子恺是最熟悉老师的人，但正如汪兆骞在《李叔同传》中所诘问的，丰子恺自己也到了艺术的顶点，为何并未迈出最后一步，而只做了居士？可见这并非充分条件。
站在后觉的立场上去看李叔同的童年，其成长脉络中不乏一些慧根乍现的时刻。父亲身殁，请来众僧超度，诵经不绝。他耳濡目染，也渐对几部佛经熟稔，还常常和后生们一起模仿放焰口施食的“游戏”。他自述七八岁时，便对人事有苦、空之感。年方十五，便有诗句“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敏捷才思里有某种超世之意。似乎只能用宿命解释。在俗世中人看来，出家约莫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红楼梦》里的宝玉。但李叔同不是。入佛门时，他正艺术成就光辉，受学生各界敬重，与日本妻子的爱情生活也美满，唯一的解读只能是，那里有他所追求的更高、更重要、更光明灿烂的东西，为此他愿意舍弃已拥有的一切。
外界纷纭，李叔同自己却未多置一言半语，走了也便走了。他只是给妻子写了诀别信，把财物分予众人，连陪他断食的校工闻玉也有一份。入山前，和得意弟子丰子恺、刘质平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丰子恺记忆里那位布衣布鞋“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的李先生，自此从校园中消失了。几年后，青年作家叶绍钧（圣陶）有缘于在一次聚会中见到弘一，在他的印象中，已是戒律严格的苦行僧，容颜清癯，过午不食，赤足穿一双布缕缠成的鞋子，步履轻捷。叶绍钧和众人一样，欲辩已忘言，惟“晴秋的午前，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思其形景，真是无比动人的时刻，此刻，缘由与契机已不重要，这虚空却真切的静与美中，终究才蕴藏了弘一留给世人的无言之宝。
弘一法师（摄于一九三七年的上海）
叁
关于弘一一生的评说中，最喜欢的还是弟子丰子恺的：“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每做一件事，每做一种人，他非惟是“像样”，而是简直奔着最极致处而去。
做“和尚”，也做得出类拔萃。文人常喜禅宗，而弘一法师选择修行和光大的是律宗。律宗在佛教诸门中最是严苛，要求严格持戒，是身心的苦修，难以为常人承受，因此多年寂寥。弘一法师痛心于戒律废弛佛光黯淡，立志重振律学经典，并身体力行地垂范，在他的后半生里，始终未予片刻懈怠。有那么一些被反复谈起的细节：夏丏尊、丰子恺等追随经亨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教书时，集资为弘一建念佛之所晚晴山房。弘一来白马湖时，夏丏尊注意到他的面巾已十分破旧，要为他换一条，他执意不肯。他的衣物只寥寥几件，反复浣洗，历经数年不易。他坚持每餐一菜一饭，慈姑咸了，也欢喜地只吃这一样。别人送他写字的纸，多余的会特意裁下寄回来。谁能想象，这曾经是一个富贵公子。
他的后半生辗转浙江、福建等地，在云游、讲经、念佛、整理典籍、普及佛法中度过。对于多数与佛无缘的普通人，读起这段经历多少有点隔膜，对他在佛学上的建树也不甚了了，但依然能真切体会到的，是他确乎在怀着一种热忱和使命感去做这些事。经年累月的苦行，简陋乃至破败的衣食住用，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原本就体态清癯的他更加形销骨立，病痛缠身。大病之际，他立过许多次遗嘱交代后事，乙亥年冬（）那次，他嘱咐，断气八小时后，只消裹着破夹被送往楼后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喜。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让人想起佛祖以身饲虎的传说。所幸遇到名医，弘一病体好转。一直到年这次染病，他意识到生命将行尽，半个多月前宣布断食只喝白水，静定等待寂灭的时刻。
当然会有很多人感到疑惑和可惜，在当时也纷纷议论——宗教毕竟小众，尘净相隔千里，若李叔同还从事艺术教育，岂不是对社会“贡献”更大？但这终究是俗世的立场。弘一法师苦修半生，春蚕到死丝方尽，所求是人格圆满的境界，他劝人学佛，也是为人人趋向此境界，这应是他所设想和信仰的通达理想世界的法门？无论如何，我们外人终难置喙，就还是信奉最亲近他的弟子丰子恺说的吧：“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灿烂的艺术生涯尽数皆弃，弘一法师唯一未辍的是书法，因为要以字传佛，磨炼心智，“余字即是法”。有人来求，他必应，那朴拙的字体璞玉浑金，柔弱中传出博大的精神。去世前，他给夏丏尊、刘质平、性能法师留下偈语：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一生所历，都在这三十二个字中了。
李叔同晚年的书法作品
肆
李叔同留日前夕，作《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那时他是意气热血的青年学子，疾呼“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堪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的天落之句。落发后，他挥别往日的尘缘，却没改变骨血里对人世的热肠，对祖国的赤忱。
八一三事变中，他去往厦门。战事告危，朋友劝他到大后方去避难，他一一谢绝，决心驻留，与寺院共存亡。他将宋朝韩琦的诗改作“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花晚节香”自勉，所到讲经弘法之处，挂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鼓舞僧众的抗日救国意志。有日本友人来访，用日语与他交谈，觉得他听懂了一切，却始终不说一句。
糅合了传统儒家士子对世间的观照与理想，佛家的悲悯心似乎在弘一身上更加光大。比起那些宏大的唱诵，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个微小细节，一是丰子恺看他坐藤椅子前总要摇一摇，问是为何，法师说，椅子里或伏有小虫，摇一摇好让它们先走避。再一件，是他年初所记在厦门街上见到三事：买了一双一元的橡皮鞋，店员仅收七角；马路中间有人吹口琴，曲为日本国歌；归途凄风寒雨。
——像一组电影镜头，很有象征的意味，仿佛看到那个瘦长的背影披一蓑烟雨而去，那况味正是四个字，悲欣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