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间有一个流传极为广泛的传闻，它不仅引起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旷日持久的论战，甚至还上升到了国家乃至是民族这样的高度。而处在事件漩涡中的主人公，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玄奘三藏（严正声明，玄奘三藏不是唐僧），以及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道家（不是道教）经典——《道德经》。
在诸多的绘声绘色的版本中，其核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大致就是讲贞观年间唐太宗应古天竺某一个国家国王的请求，让西行归来的玄奘法师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以便倒传回古天竺，但是这件事情不仅遭到了玄奘拒绝，甚至还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公案——玄奘大肆批判老子的《道德经》，说它肤浅低劣，根本不能与佛法相提并论。
当然，其中不乏一些不明就里或者是心怀不轨的编者的添油加醋，这件事情愈演愈烈，以致于到达了“弄假成真”的地步。不仅玄奘三藏遭到了大量浅薄者的攻击，战火甚至还由“佛道之争”上升到了“夷夏之辨”的地步，但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笔者看到某些评论区“痛心疾首”的呼吁或者是“义正言辞”的驳斥，总是要在心底忍不住动一下念头——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大乌龙。
那么，笔者将在这篇冗长而细碎的文章中，为各位回顾一下这桩公案，同时对整个事件做一个自己的分析。当然，对于这桩公案的回顾是历史考据，笔者自认为是站得住脚的，至于后面的分析部分，那也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01.太宗要面子，玄奘想拒绝
这件事情，其实是由唐太宗李世民的面子引起的，当然，东天竺一个叫作“童子王”的国王，给了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好机会。但是，唐太宗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玄奘三藏不太给他面子，最终造成了历史上一桩影响极大的公案。
大唐贞观二十一年，西域使者李义表从天竺国回来，带来了一个消息：东天竺国的“童子王”，请求大唐皇帝将《道德经》翻译成为梵文，然后倒传回古印度。这件事情使得唐太宗李世民极度高兴，于是在这一年，他便发动玄奘大师以及唐朝有名的高道，着手《道德经》的翻译问题。
早在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便派遣了李义表作为唐朝的使者，前往戒日王所统治的中天竺国，算作是唐朝对天竺的“回访”。为什么要算是“回访”呢？因为玄奘在当时打了唐朝皇帝的脸，他实际上是偷偷出境的，但没想到这个大和尚取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成就，戒日王在见到了玄奘之后，便开始了与唐朝的来往。
在贞观十五年之后，统治了中天竺、北天竺以及古印度其他部分地区的戒日王，便开始派遣了使者访问唐朝。在八年时间内，戒日王先后派遣使者访问唐朝三次，而唐太宗李世民也回访了三次。但是，毕竟是玄奘先去的天竺，并且将古印度一整套的理论全部搬了回来，这对于李世民来讲，在面子上多多少少是挂不住的。
正好，在李义表等人从天竺国回来之后，东天竺地区的“童子王”表现出了对道家极大的兴趣，请求李世民将道家的经典传到他们的所在地。
按照道宣大师《集古今佛道论衡》的说法，“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也就是说，“童子王”所用之的地区实际上佛教是不流行的，笔者猜想所谓的“外道”大致还是婆罗门教或者是一些原始的巫术信仰以及自然神崇拜。
唐太宗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都是中国本土的学说或是宗教，倒传回印度对于唐朝皇帝来说是有极大的*治意义的；第二，玄奘回国之后掀起了佛教兴盛的狂潮，而唐朝的皇帝（尤其是早期）为了*治目的，将自己附会成老子李耳的后人，“童子王”的请求可谓是正中李世民的下怀。
于是，李世民就兴冲冲地召见了玄奘，命令他着手翻译《道德经》，却意外地被玄奘泼了一摊冷水。《旧唐书》中有关于这段过往的记载，道宣大师所著的《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及《续高僧传》，也详细地记载了这段故事。但是，这些材料都没有直接地描述“玄奘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是写他马上开始准备这件事情。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玄奘三藏与参与翻译的道士们，产生了数次重大的分歧，其中的内容多半是由佛道两家的理论而引起的。从颇为曲折坎坷的译经过程，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出玄奘三藏本身是不大乐意的，只不过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这项任务。
02.老子不低级，道德经无罪
重点来了，相信很多人看完第一个小节之后，就要开喷了：玄奘看不起道家和道教，玄奘数典忘祖诽谤《道德经》，玄奘这个外国人根本不懂老子的伟大......
这样的评论笔者实在是看过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事实上，玄奘确实对当时的《道德经》文本进行了批评，而且说得相当难听：“同巫觋之婬哇，等禽兽之浅术”、“其言鄙陋、将恐西闻异国有愧乡邦”。意思就是，“这种东西”是巫术淫祀，与禽兽（指没有修养与智慧的人）崇尚的浅薄之术没有区别，真的要传到印度去，那就要被人笑掉大牙。
先不要急着喷，大家应该注意到，上面的文言文内容省去了主语，这实际上也是很多人大作文章的重点所在。主语部分的“这种东西”，指的不是老子的《道德经》，而是所谓的“河上公序”的内容，也就是说，玄奘驳斥的并不是《道德经》，而是这部经典各种版本的注释。
“老谈玄理微附虚怀，尽照落筌滞而未解，故肇论序致联类喻之，非谓比拟便同涯极。今佛经正论繁富，人谋各有司南，两不谐会。”
这才是玄奘三藏对于《道德经》的真正评价，也是他对于最原始的道家的真正评价，“各有司南，两不谐会”。在玄奘的评语中，并没有出现厚此薄彼的语句，而是认为佛道两家根本就是两条路径，互不干扰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事实上，玄奘大师对于《道德经》还是心存敬意的，“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
正是由于玄奘做了大量的功课，他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大问题——《道德经》的注释版本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些注释的版本与老子五千言的精髓相去甚远。
“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无论解之，但有群注。自馀千卷事杂符图，盖张葛之咠附，非老君之气叶。又道德两卷词旨沉深，汉景重之诚不虚，及至如何晏、王弼、严遵、锺会、顾欢、萧绎、卢景裕、韦处玄之流数十馀家，注解老经，指归非一。”
玄奘三藏于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道德经》是伟大的，但被后人的注释玩坏了，尤其是张道陵和葛洪之流，搞出了一个画符念咒神神**的道教，也要附会到老子的身上。所以，玄奘大师看不上的不是老子的《道德经》，而是后人自以为是的注释以及附会老庄的道教。
于是，在“河上公序”的翻译问题上，玄奘大师是不肯让步的，因为这个版本的《道德经》注释实在是过于低级了。它的内容与老子所讲的“道”相去甚远，完全成为了民间巫术以及长生术的翻版，玄奘大师认为这种东西还不如被佛教驳斥的“外道”，翻译成梵文传到印度简直就是要笑掉大牙。
这是玄奘翻译《道德经》的第一个波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师本人的态度，他虽然主观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还是站在维护大唐声誉的角度的，同时他本人对于这项工作也是极为认真负责的。
03.道教想倒贴，佛教不答应
当然，很多读者总是将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笔者对于这样的事情也是爱莫能助，实际上，这两者的差别比男人和女人的差别还要大。那么，除了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文本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之外，他在翻译的方法上也是有着自己的意见的。总结一下，就是玄奘大师果断地拒绝了道教徒的倒贴行为，没错，就是道教徒的倒贴。
“诸道士等并引用佛经中百等论，以通玄极”；“或诵四谛四果、或诵无得无待、名声云涌实质俱虚”
在确定了翻译的内容之后，协助玄奘大师翻译《道德经》的道士提出了一个建议：引用《中论》、《百论》、《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佛教经典，去阐述老子的五千言。此举遭到了玄奘大师的断然拒绝，随后，道士们又建议玄奘三藏，那么就以佛教的四谛、十二因缘以及阿罗汉四果等佛教义理，去阐述老子的真髓。
当然，这些道士们给出的理由也很有道理——“文字虽然千变万化，但只要表达清楚本质就可以了”，结果也是相当明显，玄奘大师严词拒绝了他们的建议。玄奘大师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佛教的理论就是佛教的理论，道教的理论就是道教的理论，两者之间不能够混杂在一起。
这实际上只是表面的交锋，其背后隐藏了佛道两者极为重要的姿态——道教要倒贴，佛教不答应！
我们把历史往前翻，佛教在汉末传进来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过相当长的“倒贴时间”。比如安世高尊者在翻译《安般守意经》、支娄迦谶翻译《道行般若经》的时候，都大量地采用了道家以及儒家的词汇，这在佛经的翻译史上被称为“格义法”。
“格义法”的历史背景是佛教初传，其主要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中国人对于佛教理论完全陌生，在翻译上采用儒道两家的词汇甚至是吸收一部分理论，能够使得中国人迅速理解并且接受佛教；第二，佛教作为初传的宗教，在此时势必是要降低姿态的，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儒道两家的迫害，还能够与他们打成一片，迅速适应这片陌生的土壤。
而此时，佛道两家的地位已经完全调换了，佛教在此时的势力是要远远大于道教的，即便是唐朝的皇帝将道教奉为自己的“国教”。但是，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化历程，佛教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孕育出了适合不同人群的各大宗派——汉传八宗。而玄奘回国之后创立的“唯识法相宗”，更是达到了佛教义理最为光辉灿烂的顶点，这是佛教熠熠生辉的时刻。
也正是因为如此，玄奘才果断地拒绝了道教的“倒贴行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佛经翻译混乱带来的弊端。
要是其他的僧人，或许就答应了当时道士们的请求，但偏偏他们遇到了玄奘——他正是因为三家理论过于混杂，才踏上取经之路的。
04.一字之差别，千年大乌龙
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尤其是对于僧众的印象，认为他们一定是不问世事的出世者。但实际上，在宋朝之前的僧众，他们的身份更确切地来说，应当定义为“学僧”，也就是说，这帮人首先要有学术水平。
至于佛教的世俗化乃至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拜忏、放生、超度这类的法事，实际上是佛教在明清之后高度世俗化的产物，而佛教的世俗化从北宋中期就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理清的问题就在于，玄奘本人实际上相当复杂，他并非我们印象中那个唯唯诺诺的唐僧，这也是笔者一直反对将玄奘大师等同为唐僧的原因。首先一点，僧人这个群体无论是在古印度还是在中国乃至是其他的国家，他们最早一定是代表着最高学术水准，这是佛教最为显著的特征。
佛经中的义理极为繁杂，而且几乎包含了当时一切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的高僧尤其是北宋以前的高僧，一定是“三家并举”的，比如东晋时期的庐山慧远大师，再比如本文的主人公玄奘大师。他们的学术视野是极为广阔的，不是念念经就能成为高僧的，更何况玄奘三藏这样的将中国古代学术一下子拉到顶点的人物。
所以，玄奘大师在从印度回来之后，就致力于将原本混杂的佛教“净化”，这也是“唯识法相宗”与其他所有宗派截然不同的原因，它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传来的佛教宗派，是没有经过任何“中国化”历程的佛教宗派。我们应该能够理解，玄奘大师为什么对道教当时的“倒贴”不领情了，因为这恰恰是他所反对的。
而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关于“道”这个词汇的翻译。道士们主张翻译为“菩提”，也就是梵语中“觉”为译音，而玄奘大师坚决认为，应当将“道”翻译为“末伽”，也就是梵语中“道路”的译音。
当然，后世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有意见的，他们认为玄奘要么是没读懂《道德经》，要么就是故意“乱翻”。因为，《道德经》中的“道”含有最基本的三个意思：本体、规则、路径，而“道路”显然只有表层的“路径”的意思，没有“本体与规则”这两层意思。于是，很多人便指责玄奘“双标”，如果按照他所说的“五不翻”原则，“道”完全可以音译成梵文。
这一点问题呢，笔者觉得也是玄奘的无奈之举，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不太愿意去翻译《道德经》。但是，皇帝一直对他施压，加上道教徒不断地想要“倒贴”佛教，玄奘面对这样的情况也只能“乱翻”了。当然，道士们将“道”翻译成“觉”，实际上也是不可取的，两者取其一的话，玄奘在这一点上还是做出了让步。
这件事情很难讲得清楚，或许我们只能回顾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去揣测一下玄奘这位圣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
05.矛盾的时代，慈悲的圣人
玄奘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矛盾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与唐朝正走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而玄奘毫无疑问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与铸造者。唐太宗虽然被称为“唐宗宋祖”，且与“秦皇汉武”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他执掌的唐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这样的现象也可以引申到其他的三位皇帝身上，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面对的时代也同样是充满了矛盾与艰辛。正是这样的矛盾造就了时势，也正是这样的时势造就了英雄，矛盾与进步可谓是一体的。唐太宗不仅要面对突厥、吐蕃等等外在的强敌，同时还要面对内*的极度纷乱，历史明君执掌的江山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秦始皇、汉武帝是如此，唐太宗也是如此，其后的宋太祖更是如此。历史给予他们重任，将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注定要涌现出不平凡的人物。而在思想学术上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有百家争鸣，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到了唐太宗这里，佛教开始真正地登堂入室。
玄奘三藏作为中国佛教千年以来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必须要完成历史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要在矛盾与挣扎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从他踏上西行之路的那一刻开始，便注定了他是那个不平凡的天选之子，他身上背负着中国佛教乃至是中国思想的未来。
当时佛教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究竟是要继续中国化，还是要回归到独立的状态？很显然，玄奘三藏选择了后者，因为自汉末佛教传入之后，佛教中国化的弊端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取经回国之后的玄奘，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他要面临的不仅仅是佛教内部的问题，还有儒释道三家之间从未停止的争斗，以及高高在上从未被撼动过的世俗皇权。百般思量之后，他还是选择依照自己的本心，将“唯识法相宗”的一整套理论传了过来，并且在中国将这一支宗派推到了最为光辉灿烂的顶点。
而中国佛教最为根本的学术工作，便是翻译，因为它是外来的。玄奘在翻译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以及阐发上来看，他都可以被称为“前无古人”，当然，后面也再无来者。除了鸠摩罗什三藏能够与他并举之外，在佛经的翻译上，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那么，在《道德经》的翻译任务中，玄奘面对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还是无奈地屈服了。并且，最终在道教徒“倒贴”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是他的无奈与慈悲。
当然，正是《道德经》的翻译问题，使得一直致力于佛经翻译的玄奘三藏重新认识了“翻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理性思维付诸于佛经翻译的实践上。玄奘开启了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新时代，也走出了“佛教独立”的第一步，但可惜的是，大师的努力最终只是昙花一现。玄奘大师圆寂后百年左右，佛经翻译的历程便走向了终结，而大师作为学术试探的“唯识法相宗”，也消失在了历史的荒烟蔓草中。
大师之后再无来者，我们也只能感念大师的大慈大悲与无上愿力，或许，大师在弥勒内院已成正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