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率不羁是豪侠的特征之一，在鲁智深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所谓“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就是写他对佛门清规戒律的不屑一顾。
他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却既不参禅，也不打坐，睡觉不注意形象，还随地大小便，又喝烧酒，吃狗肉，搅得五台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有一次鲁智深喝醉了酒，对着塑像金刚撒泼，借着酒劲怒打塑像金刚。
金刚伏魔，而醉后的鲁智深却连金刚也敢打坏，豪侠的气概，大约就是由醉打山门这样一些举动体现出来的。没有这种气概，鲁智深能对着董超、薛霸二人说：“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什么？莫不去教高俅做什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中国文化对侠的推崇，也包括了对醉打山门这种真率不羁的人生气象的推崇。
鲁智深在桃花山行窃也是一桩令人喝彩的趣事。
鲁智深在桃花山上“小住”，嫌弃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不是个爽快大方之人，便将桌上的“金银酒器”踏匾，拴在包里，趁李忠、周通不在，骨碌碌滚下山，带走了。
鲁智深的做派，是否有损好汉的名头，恰恰不是，这正体现了鲁智深的真率不羁。
鲁智深最后的结局更有几分狂禅意味。平定方腊后，鲁智深在六和寺安歇，夜半时分，忽听得钱塘江上潮响，鲁智深以为是战鼓声响，提了禅杖就要冲出去厮杀。及至弄清乃是潮信之后，“心中忽然大悟”，知道自己即将“圆寂”。
但他不明白何为“圆寂”，寺内众僧人答道：“你是出家人，还不省得？佛门中圆寂便是死。”明白了此层，鲁智深就向人讨来纸笔，写颂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是我。”
金山大师指着鲁智深说了几句法语：“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金。”在常人看来，无拘无束的鲁智深与戒律森严的佛家是格格不入的，但金山大师却断言，这无碍于鲁智深的证道，无碍于他的修得正果。金山禅师的品目，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身为和尚，却吃蛋食肉，这是一般佛教人士所不能容忍的。但从禅宗的立场来看，其自性清净，正是大慈悲、大功德。自内求佛，不拘外在的形迹，禅宗是信奉人内在的纯洁与善的。
换句话说，鲁智深的可贵主要在于其内在的境界，读者要学的也是这种境界；至于他的那些外在形迹，则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可学的。假如有人拓展了鲁智深的这种内在境界，那是真的读懂了鲁智深；假如有人照着鲁智深的外在行迹来生活，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生活也一定会弄得一团糟。
晚明作家袁中道，其《游居杮录》就记载了一个因学鲁智深而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
有一年袁中道前往武昌拜访李贽，李贽正在那里评点《水浒传》。他让一个叫常志的小和尚在一旁帮他抄写。这个常志，本是一个书吏，后来出了家，李贽因为这个人字写得好，就把他留在身边作侍者。
常志替李贽抄写《水浒传》，每每听李贽称说《水浒传》各位好汉是真豪杰，又听李贽说鲁智深才是真修行，嘲笑那些不吃狗肉的五台山和尚是迂腐之徒。听得多了，他就“一一作实法会”，也就是说，他把李贽的这些称赞都当成“真的”，从形迹上去理解鲁智深，以为学鲁智深就是要按照《水浒传》所写的那样，把鲁智深的行为搬演到生活中来。起初，他还不显得异常，时间一久，气质就起了变化。
他与同伴有了点纠纷，就要放火烧屋。李贽听说后，吓了一跳，就委婉地劝责他，常志不服，反倒叹息说：“李老子（即李贽，他常常以此自称）不如五台山智真长老远矣！智真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仍旧时时效仿鲁智深的行径。
李贽性格本来急躁，看到常志这个样子，实在无法忍受，只好派人把他送离武昌。在路上，送他的人行动稍慢了些，常志不满，就暴躁起来，怒目大骂：“汝有几个头？”袁中道还说，这个常志后来北走长安，“流落不振以死”。学鲁智深学成这个下场，的确有些可悲，也有些可笑。
袁中道由此感叹“痴人前不得说梦”。常志之“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鲁智深的故事“一一作实法会”，混淆了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虚构世界之间的差别，失去了现实感。二是只从形迹上学鲁智深，把醉后大闹、遍地撒尿当成豪侠的必修课，其实完全没有理解这一人物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