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休小议
作者：殷训
大凡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华夏大地四分五裂，*阀混战无有休止，有点胆量和野心的也都以各种方式嬗变成了九五之尊。惟有天下苍生饱受劫难，在无尽的深渊里煎熬。在这尔虞我诈横行，是非正邪颠倒的天日里，有这么一个人，他就像污水横流的大地上的一股清流，虽然被无数的污流包围和缠绕，却能保持自身清流的本质，傲然屹立在那个时空里。他，就是释贯休，一位和尚。
贯休大师积诗人、书法家、画家于一身，他画的罗汉图别具一格，以真性情傲视画坛。他的书法，人称“姜体”，也很了得，因他俗姓“姜”，故而这么叫。他的诗，游走于俗世和出世之间，许多都是大白话，却真实无粉饰，能动人心魄。更可贵的是，他的诗忠实的记录和反映了那个黑暗和诡谲的时代。作为僧人，他不排斥和俗世乃至达官显贵的交往，这一点与其他出世者也大不相同。
关于贯休大师的诗，广为流传的一首是写给当时的吴越国王钱镠的，诗云：“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云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这首诗的总体格调是客观和理性的。基本上如实道出了当时的东南地域的历史发展大势。钱镠集团自唐末受昭宗封，据有东南吴越地，至整个五代十国时期，未曾改变。作为事实上的独立地方*权，享国近百年。全诗看不出贯休对钱氏这个土皇帝的媚谀，但钱皇帝看了这首诗也不会很不高兴。和这首诗相关的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钱镠对贯休讲，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不改，毅然离去。这个故事无非是想告诉后人两点，钱氏有野心，贯休有骨气。后世把这个故事大加传诵，即使今天，很多文章也是不厌其烦的在传诵这个故事。甚至相当权威的某些书籍也这么印，乃至一些头上有着耀眼光环的所谓的国学大师对这个故事也常常津津乐道。
明代伟大的藏书家毛晋在几百年前，就明确指出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贯休大师的诗集叫《禅月集》，毛晋一生藏书和刊刻，对古书勘校精准，刊刻谨慎规矩。他的“汲古阁”版本刻书以精准少误甚至无误，而为后世推崇备至。更是后来学子研学必备之物！“……此事（注：即钱镠要贯休将‘十四州’改‘四十州’事）见释氏通鉴，唐诗纪事亦然，惟高僧传云献诗甚惬王旨，遗赠亦丰。复考吴越備史暨钱氏功臣碑则知赞公之说谬矣”。这是毛晋在汲古阁版《禅月集》中对此事的结论。
五代后梁乾化二年（公元年），贯休大师在成都圆寂，春秋八十一。五代前蜀乾德五年（公元年），其弟子昙域集贯休诗编成《禅月集》。之所以称《禅月集》，是因为贯休晚年寓居蜀中，时蜀地为王建所建立的前蜀*权控制，这位王皇帝对贯休十分礼遇，赐其名号“禅月大师”。昙域在《禅月集》后序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贯休大师的一生，文辞平和坦然，议事客观从容。昙域的序文是距离贯休大师最近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或因于此，宋代成书的《高僧传》中，列到释贯休时，其大部分文字内容采用了昙域序文中的内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昙域序文还是《高僧传》中释贯休的介绍，都没有所谓“十四州”改“四十州”的事！昙域跟随贯休大师多年，对其很了解。若有这种事，他没有理由遗忘。唯一的解释就是，压根儿就没有此事。此事纯属后人臆造，内怀叵测。
再看看那位土皇帝钱镠，《旧五代史》将其列为世袭列传，并没有列为僭伪列传。也就是说，钱氏那个吴越小王国，是世袭继承的，是获得所谓中原的正朔王朝承认的。并非钱氏霸占下一块儿地盘，尔后自封为王，过过帝王瘾。《新五代史》将钱氏列为吴越世家，似乎与王建的前蜀僭越*权并列，然多述吴越国与中原王朝通好之事，尤其南唐时，江淮阻断，吴越国走海路由今山东登、莱地方登岸折走陆路向中原王朝纳贡。而中原王朝也投桃报李，对吴越钱氏恩宠有加。五代后梁乾化二年（公元年），帝朱友圭颁赐玉册，尊钱镠为尚父，恩典隆誉。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公元年），周世宗柴荣对将要出使吴越国的使臣说，朕决意平定江淮，你们走海路去，回来就可以走陆上了。《旧五代史》的描述，似乎看不出吴越钱氏的野心，后人看到的却是吴越钱氏对中原王朝的更多的维护。吴越和中原好像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共存。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在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疆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点儿地盘。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吴越国存续期间采用的年号，绝大多数都与当时的中原正朔王朝一致。《旧五代史》对吴越钱氏*权有一句颇得要领的评论：“……惟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也”。所有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着：所谓钱镠让贯休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这个事儿，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瞎扯淡。
贯休大师被誉为唐代三大诗僧之一。他出名很早，十五六岁时即“诗名远近皆闻”，二十岁后“诗名耸动于时”。他还是个多产的诗人，《禅月集》集其诗多达一千多首。对这样一位在出世和俗世都有着很大名望的诗人和高僧，后世有人在他身上做些发挥和臆造，以期达到某些目的，也不足为奇。加上时代久远，史实模糊或湮没，致使后人真伪莫辩，以讹传讹。几百年中皆然，至明季毛晋方发覆拨开迷雾，还以真相。
看一首《禅月集》中贯休大师的五言诗：
避寇山中作
山翠碧嵯峨，攀牵去者多。
浅深俱得地，好恶未知它。
有草皆为户，无人不荷戈。
相逢空怅望，更有好时麽？
这是多么生动鲜活的乱世避难图！在那样一个乱世里，普通苍生的身家性命与地上的蝼蚁没有分别。这样直白无遮的词章，可以让今天的人们直接看清一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诗圣杜甫有著名的三吏三别，他描写的是官吏对百姓的欺侮和压榨，贯休大师描写的是匪寇对百姓的掠夺和侵扰，受害的总是百姓苍生。其实在乱世里，官吏和匪寇又有多大差别呢！
再看贯休大师的这首小诗：
问渔人
风恶波狂身更间，
满头霜雪背青山。
相逢略问家何在，
回观芦花苍茫间。
读罢此诗，恐怕没有人会陶醉其中的景致。更多的是悲悯和感伤。这样恶劣危险的江上，渔人还在忙碌，生计的艰辛虽然未言一字，却尽在其中！尽管渔人如此辛劳，却连个家都没有，那漫无边际的芦花荡就是渔人的栖身之所！
这就是贯休，他的笔尖触及到俗世的草根那里，时代的悲哀在草根身上尽数呈现。这样的诗章，贯休大师写了很多，后人得以据此洞悉那个黑暗和漫长的时代，那个众生受尽煎熬而苦苦挣扎的时代。
用贯休大师自己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笔者认为最合适不过。五代前蜀永平二年（公元年）腊月，贯休大师临终前对他的弟子说：“……身与名兮何足赖，吾之治世亦何久耶，然吾启手足，曾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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