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一直处于更年期，
在公元年之前的多年间，*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累计泛滥过次，大改道26次。
治理*河，向来是中国历代王朝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
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水利专家叫做鲧，他用的是障水法，也就是修建河堤堵住*河，但他堵了九年也没能搞定。
当然洪水来了肯定得先把决口的地方堵住了，所以也不能说他的办法不对。别的河发洪水都是这么堵住的，唯独*河不行。
*河从*土高原携带大量的泥沙奔流而下，泥沙导致河床越来越高，淤塞河道越来越窄，然后汛期一到，整个*河中下游两岸全线决堤，到处都是哗哗冒水的大口子，你根本堵不住。
鲧的儿子大禹认为*河问题在疏不在堵，他的思路是疏通河道，清理泥沙，多开分洪渠。然后花了十三年的时间，终于暂时性的解决了*河东到海的千古难题。
疏导的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操作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在没有机械的古代，对付*河这种规模的水患，动员不起来几十万人级别的资源你想都不要想。
就算在机械化的现代难度也很高，你看看上世纪98年抗洪救灾，光人民子弟兵就上去了十几万，其他人力物力更是不计其数。
自从西周分封建制后，各个诸侯国面积都不大，人口也不多，没有哪个国家有治理*河的能力和资源。
所以各国都是各扫门前雪，自己只管把自己境内的堤坝堵的高高的，至于下游国家咋样，管不了那么许多。
成语以邻为壑，说的就是这么个事。
后来大一统了，秦朝时间短不算，就说西汉吧。
公元前年，*河改道，整个帝国最富庶的中原地区都泡在*泥汤汤里。据说汉武帝还亲自去巡视了一圈，然而除了跳脚骂街，他也没啥好办法。
后来王莽篡汉，天怒人怨，*河也跟着凑热闹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道，这次整整折腾了五十多年，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汉光武刘秀也拿*河没辙，他活着的时候没搞定，死了都不进皇家陵园北邙，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埋在*河边孟津渡口，就看你怎么折腾吧。
秦始皇陵高五十丈，汉武帝茂陵高二十丈，汉陵的平均水平也有十二丈，可刘秀的只有六丈六，非常寒酸。
治理*河的接力棒交到了东汉第二任皇帝汉明帝刘庄手上，这一次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公元69年，刘庄任命年轻的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领几十万民夫和官兵开始整治*河。
这次的工程量极其浩大：*河千余里，汴渠八百里，耗资百余亿。
然而在王景的领导下，仅仅一年就完成了选址、施工、引流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干成了这项在别的朝代往往要耗费千亿，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竣工的传世工程。
刘庄和王景不仅解决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洪水泛滥，还让*河就此消停了八百多年。跨越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七个朝代，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水灾。
汉明帝刘庄是是中国历史上严重被低估的皇帝之一，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大名鼎鼎的美人阴丽华皇后。
刘庄自幼聪慧过人，十岁通晓《春秋》，十二岁就能跟随父亲上班听大臣汇报工作。
有一次，一位负责土地普查的地方官员在照着材料念稿子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地方官员念完直接懵逼，好端端的汇报材料里哪来的这句题外话啊？
刘秀也挺莫名其妙的，这明显不挨着啊，他追问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明白个来。
这时刘庄插话说：这就是写材料的人提出的工作方案，没什么难理解的。
刘秀还是满头雾水：土地普查全国的*策都一样，为什么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就不可问呢?
刘庄很淡定：颍川弘农都是老百姓，*策该咋执行就咋执行，没啥好说的。河南南阳咱的老家，和皇家沾亲带故的人很多，所以藏匿土地偷税漏税的猫腻肯定也很多，认真查的话就会得罪许多人，所以马马虎虎过去得了。
这是何等的洞察力，你品品象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能说出的话吗？从此之后，刘秀对刘庄另眼相待，重点培养。
几年后，有些士兵因为待遇问题占据了一座城池叛乱，刘秀派了好几波人去都打不下来，于是打算增兵再战。
刘庄却说根本没必要，你懂不懂什么叫围城必阙啊，包围的太紧太急只能让城里的叛*一条心的顽抗到底。咱们只要留出一条路来，叛*肯定会突围，等他们出城就能分头击破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果不出刘庄所料。
汉光武帝去世之后，三十岁的汉明帝刘庄继位，为了避讳，全国姓庄的都改姓严。
当时经历了王莽改制和战乱带来的社会动荡，国家礼仪制度被严重破坏。诸王前来奔丧也不遵守法度，朝堂之上一片混乱，刘庄的兄弟们和刘庄并肩而坐，一点也不把这个新皇帝看在眼里。
更有甚者是广陵王刘荆，居然让巫师扎了个小草人诅咒汉明帝，可见当时民间巫术之风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民间对巫术的信仰由来有之，远古时代的人们相信在生者的世界之外，逝者与神明共存在于另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通过祭祀相联相通。
比如殷商文明和三星堆文明中出土的青铜器，实际上就承担着沟通连接两个世界的功能。而那些掌握着通过祭祀与神秘力量对话的人，则被称为巫觋或祭师。
所谓巫觋，男为觋，女为巫，他们掌握的祭祀能力既是最高知识，也是绝对权力。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比如伏羲就是巫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知识与权力就这样被巫术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巫师早就被边缘化了，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他们逐步融入了儒生团体。
甲骨文中的儒字就是人被水淋的意思，和巫师举行仪式前要沐浴更衣一样。章太炎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也。东汉的《说文解字》也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
秦始皇焚书坑儒，实际上坑的都是装神弄*的巫师。汉武帝时期也闹过一阵子，最高都牵连到了刘彻的亲妹妹高阳公主。然而巫术的矛头直指皇帝本人，这还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头一回。
?
自从儒家孔子有教无类开始，就一直在教育小老百姓们要相亲相爱克己复礼。复礼没人反对，但是克己要克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不好意思问，孔子自己也没有答案。
他很笼统的说只要恢复周礼，官员们按能力高低各司其职，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国家就能繁荣昌盛。
先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吧，儒家的学问一直都是当时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太过高深。就算现在能通读《论语》的大学生怕也不多，更何况是在识字率不到10%的两汉时代，想让两眼一抹黑的老百姓深明大义，那简直是对牛弹琴。
不光是儒家，道家也好法家也罢，诸子百家的学问基本都是在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根本不会向下兼容到社会底层。
但文盲也是人啊，老百姓也有填补自己空虚心灵的思想追求，于是远古的巫术死灰复燃，没有门槛的迷信在愚昧无知的社会最底层大行其道，发展到汉明帝的时代，已经强大的可以和皇权抗衡。
为了刹住这股来自远古的歪风邪气，也为了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汉明帝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亚，听说那里有位叫佛陀的圣人，业务水平那是相当的高。
公元64年，阳春三月，有一天早朝时大家都按时到岗准备汇报工作呢，汉明帝却一反常态的想请大家帮着解个梦。
他说自己梦到一个脑门子上冒着白光的高大金人，biu的一下就降临在宫殿的中央。他刚要请问，那金人又biu的一声腾空而起，一直向西方飞去。
大臣们有点迷糊，都没弄明白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唯独博士傅毅心领神会，他说进：臣闻西方有神，传名为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武帝元狩年间，骠骑将*霍去病西击匈奴，曾缴获休屠王供奉的金人十二座，安置在甘泉宫中焚香致礼。王莽之乱后那十二座金人早已不知去向，陛下所梦见的也许就是佛的幻影吧！
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永平求法。
这场改变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文明对话，就这样被一个梦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的公元67年12月30日，回到洛阳的使者们不仅用白马驮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汉明帝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怎么样，是不是新闻联播的气质扑面而来，以上只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官方说法，仔细想想其实疑点重重。
首先是时间对不上，那个解梦的博士傅毅是班超的发小，当时只有十一岁，还到不了当官的年龄。
其次是动机对不上，汉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一直在家设祠拜浮屠（佛像），这两兄弟关系特别好，刘庄不可能不知道佛陀到底是咋回事。
而且专门研究东汉历史的《后汉书》中根本找不到关于白马寺建造的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汉明帝求法的痕迹。
最早关于白马寺的记录见于《魏书》最后一篇的最后一页，没头没尾的讲了一大堆明帝求法白马驮经之类的故事。
也不知道是写《后汉书》的范晔不靠谱，还是写《魏书》的魏收不靠谱，总之可信度实在不高。
实际上佛经是在佛陀圆寂后的佛历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才用巴利文字写在贝叶，即棕榈叶上的。
佛法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再传入中原，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怎么着也得几十年吧，这样算算刚好和张骞凿空西域的时间差不多。
事实上早在西汉元帝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年，就已经有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大月氏国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了。
总之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怎么着都比公元67年早，至少在公元65年，楚王刘英就已经在今天邢台市南宫区建成了普彤寺，比洛阳白马寺还早两年。
寺是古代官署名，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按《汉书注》的说法，汉明帝时，摄摩腾自西域白马驼经来，初止鸿胪寺，遂取寺名，後名浮屠所居皆曰寺。看清楚了，人家说的是鸿胪寺，相当于东汉外交部，根本没白马啥事。
而寺作为官方机构，是不允许普通民众接触的。也就是说白马寺的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名为安置，实为监禁。
汉传佛教第一站在四川成都雾中山开化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是古佛弥勒的道场。
现在的问题是象汉明帝刘庄这样的聪明皇帝，为什么在引入佛教的问题上要兜一个这么大的圈子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缺乏了解，而且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全盘引入某种宗教的先例。毕竟是关乎意识形态的国策问题，万一出点啥岔子，谁也背不起这个锅。
通过丝绸之路和佛教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他们的死对头印度教，来自婆罗门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数术、占卜、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比如我们常说的三头六臂，还有那些色彩艳丽的神像都源于婆罗门。
当时的人们根本分不清楚这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跟着凑热闹的还有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各种乱七八糟的泥沙俱下，再加上语言也不通，汉明帝刘庄一时半会的拍不了板也实属情理之中。
拿来主义要不得，所以刘庄舍近求远，在我身边的我假装看不见，我自己打发人去实地考察一圈再说，于是就有了疑点重重的永平求法事件。
考察的结果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佛陀的哲学思想非常有引进的必要。但佛教建立之初，就绝无仅有的具备了完备的核心理论和严密的僧团制度，作为一个有相当号召力的宗教团体，与生俱来的破坏力肯定小不了！
有了第一手考察资料，下面的事就是走流程了。人你可以来，但不能太多，而且只能在官方规定的场所做规定的工作：译经，反正高僧们带来的经书谁也看不懂，先翻译过来再说吧。
最重要的一点，不许传教！不许传教！不许传教！重要的话说三遍。于是摄摩腾和竺法兰就一直窝在白马寺里搞文字工作，他们首先翻译出来的是最接近佛陀本身教诲的《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合称《四十二章经》。
总之，从此以后所有的外来高僧在中国只能搞翻译，包括后来的安世高和止楼迦诚。在公元68年以后的年间，共有部合卷《佛经》在白马寺译出，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官方主办的佛教译经场所。
公元年，到了曹魏的时代，有位叫昙柯伽罗的印度高僧来到了洛阳，他亲眼目睹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管和尚叫做道人，并且象祭祀天地一样用三牲六畜祭拜佛陀。
震惊不已的昙柯伽罗留在了白马寺，翻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祉心》，严格规定了佛教徒应该遵守的各种戒律，规范佛教徒的言行举止。
他翻译完以后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了戒律却没有和尚执行。不许传教的*策依然有效，虽说当时的老百姓也有信仰佛教的，但要是出家为僧那可是万万不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刮个大光头算怎么回事啊。
在昙柯伽罗的多方奔走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终于同意给出一个名额，河南人朱士行依戒律剃度，法号八戒，成为中国第一位正儿八经的出家人！
八戒大师发下宏源，远赴流沙求取真经，二十二年后，他终于在于阗求得梵文原本《般若经》，由弟子带回白马寺译成《放光般若经》，而自己则在82岁高龄圆寂他乡，终生未能再回洛阳。
抖个机灵插句题外话，于阗离乌斯藏已经不远了，而《西游记》里的高老庄就在乌斯藏。
佛教在中国的起步一度非常艰难，直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之后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官方才不再追究汉族人出家的问题。
当时佛像被寄放在道观里供奉，佛教徒们就和道家老子拉关系套近乎说：你们中国的圣人不是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踪吗？其实他到了我们那旮旯，我们这佛教就是老子传下的。你看我们佛教讲空，你们老子讲无，是一样样的。
后来佛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发展得越来越红火。道教徒们竞争不过佛教徒，就用当年这套说法编出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详细描写了老子来到天竺教化佛陀的故事，想以此证明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所以青牛与白马也就产生了关系，当年青牛驮着老子出关，白马又将老子弟子写的佛经驮回了中国。
佛教徒一看也不甘示弱，也编了一个故事，说佛陀派自己的三个弟子儒童菩萨、光净菩萨和摩诃迦叶来到中国教化中国人，儒童菩萨便是孔子，光净菩萨是颜回，而摩诃迦叶就是老子。
这些烂账暂且不提，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佛教为了在中国立足，佛经早期的翻译必然会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
这些来自遥远中亚次大陆的佛学思想家们想要在中原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化的语言去比附解释佛经，这在文学修辞上被称为格义。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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