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齐、齐梁年间，佛典东传日盛，南北各家师说大兴。一代律学大师僧祐正生活于这个年代，他戒德精研，专于律学，被后世尊为“僧祐律师”。
僧祐本姓俞，祖籍在彭城下邳，父辈移居京师建业。幼时，父母带着僧祐入建初寺礼拜，谁知小小的僧祐一入佛门便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敬心诚，便也应允了。但幼子长居于庙宇丛林之中，父母总是不安心的，于是在他十四岁这年，父母瞒着僧祐为其定亲。为躲避亲事，僧祐改投定林寺，就是在这里，僧祐遇到了他修习佛学道路上的首位重要老师——法达。
法达法师为昙摩密多（意译法秀，罽宾国人，南朝刘宋时代译经三藏）高足，是一位禅学高僧，慧皎（南朝梁代高僧，佛教史学家）称其“戒德精研，为法门梁栋”。
僧祐竭诚侍奉法达法师，年满二十受具足戒，后师从名僧法颖律师。法颖律师曾担任南朝僧正，研治说一切有部传承的《十诵律》，是当时讲习《十诵律》的名家，因此常常为众人开讲律习。少年僧祐慕名而去，瞬间被颖师折服，成为“追星少年”一枚，从此走上专研律学之路，并以弘传《十诵律》为己任。僧祐极为崇敬法颖律师，随侍尽心钻研二十余年，精进修习，昏晓都不敢懈怠，终于大精于律学，为时人所重。
当时的王族多重佛法，请僧讲法之风大为流行，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遍邀名僧五百多人在京师讲法，为众人疏通义理，解答疑难。此时的僧祐律学修养深厚，在江东颇有盛名，萧子良闻名而来，多次延请他开讲律学。是日顺风和畅，僧祐登坛讲法，他批释精详，辩解入微，一言一行，动静不乱于中，听者无不惊叹。此后，僧祐每面众讲法，听者都有七八百人。
僧祐声名远扬，齐武帝非常重视他，因此延请僧祐前往三吴（现在的湖州、苏州和绍兴地区）对五众进行考试简别，看他们是否合格，并传讲《十诵律》，说受戒法。僧祐律师将说法所得信施，都用来修治寺院、造立经藏。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刘勰前来投靠僧祐，两人相处十多年，常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刘勰也就是在此时成为僧祐的俗家弟子。后来在建立定林寺经藏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和厘定的工作。
僧祐是中国历史上搜聚典籍、造立经藏的第一人。僧祐最初造立经藏，是受他的老师法颖的影响。齐梁时期，传来中国的佛教经典已经非常丰富，却少有人对这些宝贵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其师法颖虽已开始这项工作，但远远不够。僧祐痛心于此，下定决心在建初寺和定林寺搜集佛教典籍，建立经藏，并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
《出三藏记集》对佛经传译以来的种种问题进行总结厘定，并著录了僧祐律师所见到的所有佛经目录，它是现存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录。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著作的著录，我们才得以窥见道安大师的《综理众经目录》的全貌。
僧祐律师一生勤学，笔耕不辍，著述颇多，《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中列出了僧祐的八部著作，这些作品是非常珍贵的佛教文史资料。可惜除《出三藏记集》外，目前只剩《释迦谱》和《弘明集》还尚存于世。
僧祐律师还是齐梁时期公认的佛教造像成就最高的大家，对齐梁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齐梁两朝的王公权贵们雕造佛像时都争相延请僧祐来设计和建造。尤其是剡县石佛的雕刻，历经僧护、僧淑、僧祐三人，前后达二十余年。最初，僧护立志建像，然不久病故，后沙门僧淑继承僧护遗志，但无奈资力不足，只能作罢。后来一人夜宿剡溪，梦见有三个僧人前来嘱托完成造像。武帝听说这事后便延请僧祐大师东行，主持石佛造像。经过三年多的精心雕造，僧祐完成了雄伟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而僧护、僧淑和僧祐三人，也被后人称为“三世石佛”。
如今，经僧祐律师的巧思而成形的摄山大像和剡县石佛仍巍然矗立在大地之上，那石像的神色中留下了僧祐大师历经千年而丝毫不减的无上智慧与慈悲。
公元年5月26日，僧祐律师于建初寺圆寂，历经七十四个春秋，其缁素门徒有智藏、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始于建初，终于建初，这寺名正像大师的一生，自佛心初建，便从未动摇。
七十八年后，道宣律祖降生。传说，道宣律祖母亲梦月轮贯怀而有孕，复梦一梵僧告知，所怀者乃梁朝僧祐律师转世，宜令其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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