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西行求法高僧，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求法过程中，这些梵汉兼通的高僧也把中国文化传至西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汉文经典译为梵文，如玄奘翻译《老子》一事；其二，在西行求法过程中携带汉文典籍、留下汉文碑刻等，这在义净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下简称《求法高僧传》）中有许多记载。
关于第一点，据道宣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敕令玄奘与道士蔡晃及成玄英等共译《老子》为梵文，传至印度。虽然在翻译过程中，玄奘和道士们就老子之“道”的梵语译名发生过一些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官方指定的翻译活动应该是历史事实。当然，此《老子》梵文本在印度的流传情况，由于史料阙如，已经很难考察了，但类似翻译活动在往来于中印的僧人中应不是孤例。
关于第二点，通过义净的记述可以了解到，在唐代，一些西行求法的高僧随身携带着大量汉文典籍，并在佛教圣地造立汉文石碑，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道希法师。
道希法师是玄奘之后、义净之前西行求法的高僧，他在游学期间随身携带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所谓“新旧经论”指当时最新的玄奘译本和玄奘之前的汉译佛典。这四百余卷汉译经典是其学习佛法的重要参考书，伴随其“周游诸国”，并最终留在了那烂陀寺。
道希法师还“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大觉寺即摩诃菩提寺，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菩提伽耶，相传最初是阿育王为纪念佛陀在此成道而立的大塔，塔基旁边即是著名的菩提树和金刚座，后来逐步发展为寺院。大觉寺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在这里造一块“唐碑”有重要意义。在大觉寺立碑从初唐开始逐渐成为一种风尚。年，英国考古学家在此地发掘出多方中文石碑，均为五代至北宋期间西行印度的中国僧人所立。可见，在大觉寺建造碑刻的风气不绝如缕，至少持续到北宋年间。这些碑刻的造像风格与制作工艺融合了当时中国和西域、印度的特点，以此为载体，中国的文字、艺术以及宗教信仰方式等在印度得到一定传播。
道希法师生前“蒙庵摩罗跛国王甚相敬待”，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他圆寂之后，其住所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成为后来的求法高僧的重要巡礼地点。《求法高僧传》“大乘灯禅师”一条中记载，“灯公因道行之次，过道希师所住旧房。当于时也，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睹之潸然流涕而叹。”义净本人也曾到访过这里，《求法高僧传》记：“后因巡礼见希公住房”。道希法师圆寂后，他所携去的汉文典籍与其收集的梵文典籍一起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供人查阅。
《求法高僧传》共记载西行求法高僧46人，其中明确提到携带汉文经论者有5人。除道希法师之外，还有爱州（今越南清化）大乘灯禅师，他在西行求法途中亦“持佛像携经论”；高昌人彼岸、智岸二法师，缘海路西行，途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新罗人慧业法师，在义净到那烂陀寺前已圆寂，义净至后“因检唐本，忽见梁论，下记云：在佛齿木树下新罗僧慧业写记”，“梁论”指梁代真谛法师所译《摄大乘论》等所谓旧译唯识学论典。
从上述几位求法高僧的经历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首先，除了道希法师是齐州人之外，其他高僧皆非古代中原王朝核心区域的人，而是来自中南半岛的爱州，西域的高昌，以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地，说明当时汉语和汉文经典在这些地方是比较流行的，这些人在义净看来和自己拥有共同的文化，而与印度文化不同。可见，在唐代，汉字和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广泛传播，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在彼时已经基本形成。
其次，这些求法高僧所携带的经论大多属于唯识学一系，包括《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这与唯识学在当时的兴盛有关。由于玄奘及弟子窥基等人的弘扬，唯识学在中国盛极一时。至义净西行的时代，唯识学依然是这些僧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