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大师（—），俗姓贾，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是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庐山白莲社的创始者，代表性佛典有《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
卓尔不群尊严行道
慧远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高僧传》本传说：“年十三，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慧远21岁时，本想南渡长江，拜当时的大学问家范宣子学习儒学，因正值北方战祸连连，兵戈遍地，道路不通，求学之志未能如愿。恰好当时听说佛学大师道安，在太行、恒山立寺传教，弘扬佛法，便改南下为北上。在听闻道安法师讲《般若经》后，慧远豁然开悟，于是决心拜道安为师，落发为僧，虔诚修持。
出家以后，慧远“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竭虑，夜以继日，无时懈怠。24岁时，慧远便开始升座讲经说法。道安视慧远为最得意的高徒，并着意加以培养。慧远不负师父期望，佛学出众。道安感慨曰：“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意思是说佛学在中国广为传播，慧远可担此大任，由此可见慧远的器识超出常人。
慧远随道安在河北时，恰逢东晋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无一处可安居，无一日可安宁，其艰苦不可言说。后赵冉闵之乱后，慧远随从道安潜修于山泽多年，后又渡过*河，到陆浑山（今河南嵩县西南）以青草野果充饥，寒衣缩食，栖居修学。晋孝武帝太元四年（），慧远大师46岁，秦将苻丕攻襄阳，兵临城下，为躲避兵乱，道安让大家疏散，各自找寻修行场所。慧远及慧持等人本想去广东罗浮山结庐立足，经过江西浔阳时，见庐山幽雅清净，正可安心修道，恰与师弟慧永不期而遇，在慧永的极力挽留下，便与其同住庐山。
庐山修行的慧远在佛教界和王公大臣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四方闻名而来的信徒也日益增多，急需一个较大的道场，于是慧远以东林为道场建造东林寺。在当地官员桓伊的协助下，东林寺两年后建成。自此，慧远便遁迹庐山，孜孜为道，译经讲经，探讨义理，弘扬佛法。由于慧远的声闻，东林寺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与北方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长安僧团，一南一北，被称为“南慧远，北罗什”。
慧远十分注重尊严僧格。鉴于当时朝廷许多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他特意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慧远推崇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莫过于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更督令僧人自强自尊。因此，慧远义正词严地说：“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迫于慧远的名望，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
为了保持僧格形象，慧远自从进入庐山以来，从不出山，凡送客都以虎溪为界。据史料记载，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慧远在江干候迎，慧远称疾不行。安帝不但不生气，反而特意致信安慰慧远。桓玄征伐殷仲堪时，行*经过庐山，令慧远出虎溪一见，亦被称疾拒不接见，桓玄只好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慧远敬礼，哪知一见慧远的威严神仪，便对其肃然起敬。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曰：“立身行道。”桓玄遂对之颇为称赞。桓玄的问难源于《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非难慧远剃发为僧的行为，欲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才思敏锐的慧远“立身行道”的答语亦出自《孝经》，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确实是个让人崇敬的高僧大德！
启结莲社传译经典
东林寺南对香炉山，门临虎溪，四面环山，清黛叠翠，泉水环阶，石径苔合，风景幽丽，是修行问道的绝佳之地。为方便修道，慧远特意开凿水池，种植莲花，在水面上造立十二叶莲花钟，指针随波而转，以指示时刻。
慧远遁迹庐山后，勤于修持，专心事佛，其学问和人品均广为人誉，声名远播。当时一些名士，如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甘愿舍弃荣华富贵来追随慧远，尊奉他为思想领袖。众人经过商量，决定以慧远为首，同刘遗民等人，在庐山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结莲社，并由刘遗民代表大家作《发愿文》，刻石立碑。这次立誓结社，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莲社”，也就是净土宗信仰的开始。也正因此，慧远被后人推崇为影响极为广大的中国佛教净土宗初祖。
东晋时代，佛法虽已不断地传入，然尚不完备，所以梵僧来华弘化者，仍然络绎不绝。慧远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梵本佛经。慧远遂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由于慧远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慧远重视与梵僧大德交往，礼请他们弘法译经。弗若多罗是专精《十诵律》的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十诵律》，不幸未译完就忽然去世。慧远为此非常痛惜。后来，以律藏驰名的昙摩流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慧远即谴弟子昙邕入秦，亲笔致书昙摩流支，请他将未译出的《十诵律》其余部分翻译过来。昙摩流支被慧远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竟的部分译出。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佛陀跋陀罗，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释迦族，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来到长安。后因与北方僧界不和，便投奔慧远。慧远邀他加入莲社，请他翻译佛经。后来，觉贤又被邀到建康道场寺，译出《华严经》（晋译六十卷）、《僧祇律》等佛典十三种共一百二十五卷，为大乘瑜伽学说东传开了先河。觉贤终生不忘慧远的知遇之恩，遗嘱圆寂后骨灰安放东林寺，其舍利塔建在东林寺。觉贤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
内外兼容弘化佛理
慧远对佛典中的哲理深信不疑，但在研究佛经中，并不排斥儒道等世俗高深哲理，反对狭隘偏执的研究方法，他对《般若经》的阐释就是如此。慧远重视《般若经》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当时国内学术潮流的影响，玄学为般若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时期玄学影响下，般若理论与玄学中的贵无、崇有、独化的思想产生了互动，并使其由附会玄学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二是因为般若学的内涵是佛学的理论基础，因而要弘扬佛教，必须阐释并宣扬《般若经》。《般若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佛典，它主要讲述通过丰富睿智达到成佛的境界，最后到达西方胜境。慧远为了阐明自己的见解，取“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的方法。内道就是佛典中各种观点所言之道，外道就是佛典之外的哲理。他主张以佛理为主，融合外道，内外之学相互印证和结合，从而阐明佛理。
慧远曾著《法性论》十四篇来论述一切皆空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法性就是佛性，常住不变，又称真如，真如法性，既产生物质世界，又体现于物质世界之中。慧远用中国古代形神关系哲理来阐释般若性空之论，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与其同时代的汉传佛教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称赞慧远：“远方的边地，没有见过佛陀大经，却能如此与经文暗合道妙。佛经说，末代东方有护法菩萨，正是这位值得尊敬的仁者啊！”所以，后世佛门弟子都尊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
此外，慧远又引用庄子的道家观点来阐释般若学。他认为法性是实有和不变的，故在形神关系上主张“形谢神存”说。他为了说明神不灭，就以薪火喻形神。说：“请为论者验之以实：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进而得出火可以由一薪传到另一薪，永不熄灭；神也可以由此形传到彼形，而永不灭。其实，慧远所说的火是一般意义的火，而薪却是具体的薪，某一具体之薪所燃之火总是要熄灭的，因此慧远之喻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他应用中国古代形神关系哲理，来解释般若性空之论，为其三世轮回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慧远大师圆寂，终年83岁，葬于庐山西岭，并垒石为塔，以作纪念。当时的大文学家谢灵运与慧远是忘年之交，为其撰文纪念并立碑塔下。自晋至宋，历代帝王给予慧远的谥号追荐多达五次，足见其影响之大。
编辑：赵凝审核：段利*来源：年第2期《前进》杂志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