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听好友“石里人”说，华林山与村前、伍桥三镇交界的地方有座高山叫“三宝岭”，三宝岭上有座古寺叫“三宝寺”。三宝寺旁有片僧人墓地，僧人墓里有座高僧塔。高僧塔旁有块青石碑，碑上刻有知县亲自撰文并书写的“塔志铭”。很有“寻古探幽”的价值。于是笔者三上三宝岭，在海拔来米的山巅之坡找到了这片墓地和这块青石碑。
第一次上三宝岭，因为山中茅草密布，不仅遗址被铺天的茅草灌木所覆盖，连上山的大路都被密集的茅草荆棘所阻塞。虽然笔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只看见了一根古寺石柱就悻悻而回。第二次上山，幸得花石林场领导带人清理，笔者才有幸看清了古寺遗址的天地。不过庆幸之余也有遗憾，这就是三宝古寺已无有价值的综迹可寻。好在古寺旁的僧人墓群还在，这才让笔者的三宝岭之行有了满意的收获。
僧人古墓占地不是很大，但可辨的墓葬也不少，数起来大概有十多座。只是墓地显得有点凌乱荒芜，只见密林下的墓地荒草萋萋，灌木丛丛，墓碑歪斜，坟冢凹陷。散乱的碎陶片，堆压的墓石材，这里一堆，那里一片，令笔者不免为之痛惜。究其原因，荒芜是自然所致，长期无人祭扫，墓地自然杂草丛生，荆棘密布，但这于古迹倒无大碍。凌乱则不尽是自然所致，而是罪在盗墓贼。
自打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利欲熏心，良知泯灭的人不断出现，有人把发财致富的路子拓展到阎王爷的地盘去了。不仅见了古坟就挖，连以四大皆空为修行准则的僧人墓都不放过。殊不知，僧人墓中是根本不放陪葬品的。结果盗墓贼这一挖，不仅损毁了历史文物，破坏了文化遗产，也冒犯了僧人的尊严，玷污了佛界的圣洁。
受损最严重的，是被一位知县为之铭志的高僧克昌禅师墓。从现场一堆杂乱堆叠的墓葬石材来看，克昌禅师墓是所有僧人墓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墓葬形制，即塔葬模式。一般情况下，僧人去世，功德没有修成正果者，大都火化后装罐土葬，垒坟树碑，与俗人葬法无异。只有得道高僧才可坐瓮圆寂，保留真身，筑塔铭志。纵然火化，其骨灰依然可装罐，安置塔中加以保护。因此，大凡僧人墓地建有墓塔，其墓主身份必然与众不同。
不用说，盗墓贼当初看见墓地里这唯一一座墓塔，也断定墓塔下的主人非同一般，以为地下必定埋有宝藏无数，故而推到墓塔，就地挖掘，梦想捞到一笔浮财。没成想，塔底除了一个骨灰陶罐，什么财宝也没有。即使掘地三尺，地下也是空空如也。只可惜，好好一座高僧墓塔，高安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被这些盗墓贼一镐毁之殆尽。令人稍感庆幸的是，盗墓贼一个没留意，竟手下留情，将另一件珍贵文物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有知县亲自撰文并书写，再由名匠雕刻而就的高僧塔志铭。
查资料得知，大凡佛界高僧圆寂，除了以墓葬最高形制立塔安葬外，大多还会在塔前塔后或是塔身刻碑留铭，这便是塔志铭。这方塔志铭，是竖立在墓塔后面的。由知县为已故高僧作铭，在高安恐怕也是难觅第二。其铭面大概个把平米大小，青石板材，以平常墓碑的形式竖立。碑的上下左右，置有麻石顶盖、定碑底座，以及护碑立柱、挡土石围。由于岁久的自然侵蚀，土盖尘蒙，碑面已显表层剥落，字迹模糊。碑的下半部，还被盗墓贼掘墓时挖开的*土遮埋。这碑文都写了什么，由于笔者缺乏必要工具，无法清理，故而只好打道回府，有待次日再来。
次日，笔者带上挖掘、清洗用具，第三次骑行数十公里，依然推车上山，来到目的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细心清理，塔志铭全貌得以显露。虽然有些破损处的字迹还不是完全清晰可辨，但大部分内容依然原样保留。由于不懂拓片技术，笔者除了拍照外，就是逐字逐句的照文抄写，现公布如下，略加解释，以飨读者。
塔志铭碑的左右立柱为方形，上刻联一副。根据笔者的辨识，对联文字应该是先左后右：“千年蕙月照，八面慈风萦”。碑文则从左往右，依次是题头：“高安三山克昌华和尚塔志铭”。题头中，“三山”二字颇费功夫，难得定论。查网络资料，“三山”之指，不是陆地三大名山“庐山、*山、雁荡山”，就是海上三大仙山“方丈、蓬莱和瀛洲”，再有就是“福州”的别称，没有一个可贴合高安的三山。
不过说到别称，就在与三宝岭一山之隔，说准确点其实就在三宝岭的西麓脚下，华林山镇费家村委会辖区就有一个张姓村庄的别称也叫“三山”。这个村庄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年），距今已有年的历史。发展到清朝末年，该村拥有来人口，多亩田地，0多亩山林的规模。在山林中三宝岭的山权就归该村所有。
该村现名“三坑”。“三山”是该村最早的名字，其名“三山”，是因为村子建在“三宝岭”、“神龙里”和“虎形山”三座山岭之间。早年该村0多亩的山林里面，就包括了三宝岭在内。由此及彼，塔志铭中的“三山”无疑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三宝寺最初是不是叫“三宝寺”不得而知，但该寺地处“三山”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不仅塔志铭的题头用了“三山”之名，铭文中还有几处凡点寺名皆曰“三山”的。倘要来个发散思维，说不定这三宝寺最早的庙宇，就是当年三山村富豪捐资兴建，最早的住持，就是当年三山村乡绅延请的呢。
克昌是墓主之字，其名为福华，别号“不二道人”。俗姓邓，本邑人，但未交待他是本邑哪个邓家的人。和尚，是对他的尊称。这里有必要对“和尚”一词作个科普。一般人说到和尚，就以为凡是剃着光头，光头顶上有几个白点，身上穿着纳衣的男子就叫和尚。其实不然，和尚不是一般僧人的称呼，而是修行有一定造诣，能够担任一寺住持的长老才可称和尚。这里克昌冠以和尚，又是立塔，又是铭文，还由一地知县亲自撰文，就足以证明克昌不是一般僧人。
塔志铭正文字数较多，又因碑面表层剥蚀，许多文字都不见踪迹，故笔者不逐字照录，而是择要释义，就克昌和尚的生平、功绩作个简要介绍。铭文开始就克昌和尚的身份作了交代。称其为“禅师”，表明他是中国佛教最大宗派“禅宗”一派的最优秀传人和得道高僧，以致可称其为师。
塔志铭说，克昌年幼身体孱弱，屡屡发病。其母便送他到三山寺礼佛，拜願脩为师。经大师一番教导调理，克昌的病态大有好转。大师十分高兴，更加重视对他的培养。克昌也不负师父厚爱，很快就学会了参禅悟道，即使不看经书，也能参悟师父传授的道理，达到了“尘根不染，慧境日开”的境地。师父去世后，克昌遵从俗礼，为师父守孝三年，到26岁时受法戒拜在静住定老人门下。
静住定老人住持三山寺有八年多，既通文墨，又精儒学。寺庙几经他手修缮扩张。笔者的好友“石里人”说过的那个七层石佛塔，就是静住定老人手上兴建的。因为据堪舆家，也就是俗称的风水先生所说，三山寺水口缺少镇物，须建塔平衡之。所以就建了这座塔。
和願脩大师一样，静住定老人也深爱克昌这个弟子，不仅将佛法道理悉数传教于他，还教他如何打理寺内事务。当一日静住定老人预感来日不多时，便当着众弟子宣布说，自己死后，衣钵权杖付于高安三山寺收藏，十八年后，能接受此衣钵权杖的人，唯有克昌。众僧谨遵师嘱，均尊克昌为师。克昌也不负众望，带领众僧振旧风，运钳锤，不仅使三山寺香火鼎盛，还募族在三山另修了一座佛寺“祝圣寺”，在伍桥何姓水口新修了一座青云寺。
塔志铭称赞克昌禅师“生平甘刻苦，尤喜引善类”。所谓“引善类”，就是引导善男信女信佛兴佛。在克昌禅师的引导下，香客、信徒一时朝者济济，三山寺里门庭若市，不少善男信女乐于受法受戒，步入佛门。从而让兴起于筠州宜丰的临济宗门派得以发扬光大，门下孙支散处不一而足。为了联宗收族，使出于高安三山寺的历代禅宗弟子互知出处与下落，克昌禅师还首创编修佛门牒谱。从而让人对高安三山寺数十传的二十多位弟子的来龙去脉、功名法术情况了如指掌。
从碑面残破空缺、断断续续的文字中，克昌禅师似乎还记下了不少参禅悟道的体会与传经布道的经验。大概有人喟其“语皆所宝贵，奈何不拈出以醒大千”，劝他刻版付梓，印刷出来，以便传播，让更多人从中受到教化。于是，他自掏腰包，编成书籍刊印行世。因此高安知县赞其之举是“重笃报本化类”的善举。
铭文记道：“岁值嘉庆壬戌九月十六”，也就是公元年的九月十六日，克昌禅师突然召集全寺弟子，安排后事。至于具体说了什么，碰巧碑面破损，没有字迹，笔者不得而知。只留最后一句，克昌禅师告诫弟子：“有未了之缘，汝等各自了之。”他嘱咐弟子“宜保厥慧守厥定，毋自堕。”说完就闭目而逝。
碑文没有直接告诉读者克昌禅师终年多少岁，只在文末交代他“乾隆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巳时受寿六十七，腊五十五”。乾隆丙辰年，就是公元年，年时克昌禅师就67岁，那加上到年的66岁，岂不是岁？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是不是这样推算的。至于“腊五十五”，其中“腊”字指佛家弟子学习佛法戒律的时间，每年夏季的三个月集中学习完毕为一腊。这就是说，克昌禅师岁的生涯中，有55年在学习佛法戒律。可见他佛历的资深。
最后落款：“知县龙紫庭吴凌凤拜撰并书”。落款“知县”二字前面和“龙”字后面因碑面破损，不知留有何字。查清同治辛未年（年）《高安县志》卷之八《秩官志-知县》条目，没有相关记录。逐页往后查至卷之十第页《选举志-举人》条目，这才找到了吴凌凤的名字。原来，吴凌凤不是高安县知县，但是高安县龙山（今属伍桥）人。落款“龙”字之后应还有个“山”字。“紫庭”是他的号。
资料显示，吴凌凤是乾隆四十八年（年）的举人，在江西省彭泽县任教谕。教谕是府学、县学里的主要负责人，限额一员。府学教谕由进士担任，县学教谕由举人或贡生担任，由朝廷直接任命。高安龙山人吴凌凤正是在中举之时就被任命为彭泽县教谕的。相必到克昌禅师逝世时已升任知县了，故署名时亮出了知县官衔。按理“知县”二字前面还有彭泽县或其它某县的字样，但是碑面破损后这些字迹都没有了。不过所缺之字不是“高安县”，那是肯定无疑的。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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