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续高僧传》慧可与向居士（僧璨）的通信，探寻三祖僧璨所承禅法。
《续高僧传》：“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杨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可命笔述意归（慧可二祖阅后回书道）：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中国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法像（二）由僧璨悟道因缘探寻三祖禅法
公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鲜卑族）灭佛，至北周大象二年（）北方灭佛运动结束。在北周建德三年（）武帝进行灭佛运动，慧可和同学昙林曾努力保护经典和佛像。后来他又南行隐居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岳西县），并在司空山传法于三祖僧璨；隋开皇十二年（），僧璨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县）传法于道信，将禅宗衣钵托付给四祖道信。
房琯的《僧璨碑文》，记僧璨请慧可为他忏悔；后来宋《景德传灯录》卷三即据此写成这样的一则公案：僧璨前来礼拜二祖，由于病苦的折磨使他感觉到自己罪障深重，必须彻底忏悔。于是他问二祖：“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二祖回答道：“将罪来，与汝忏。”僧璨沉吟了很久，回答道：“觅罪不可得。”二祖道：“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僧璨又问：“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二祖道：“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僧璨言下心意豁然，欣喜道：“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
这种罪性本空的思想，既与二祖慧可的安心法要“求心不可得”一脉相承，也成为后世禅家最乐道的一种说法。
（三）三祖僧璨所作《信心铭》所含般若思想
三祖僧璨所作《信心铭》曰：“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惟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妄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四）三祖僧璨大师传法四祖道信禅师
道信禅师跟随三祖僧璨大师学习禅法。据《五灯会元》卷一记载：隋开皇十二年（），有位沙弥，名道信，十四岁，前来礼谒三祖僧璨大师。初礼三祖，道信禅师便问：“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三祖反问道：“谁缚汝？”道信道：“无人缚。”三祖道：“何更求解脱乎？”道信禅师闻言，当下大悟。
四祖道信自说他的禅法为：一是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是依《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达摩西来，本以《楞伽经》印心，因此在当时，慧可与僧璨都被称为“楞伽师”，及至道信禅师，原有重视《楞伽经》之风已开始有所转变。
道信（-），年十三（隋开皇十二年）入皖公山，谒僧璨，求解脱法门，侍奉九年，得衣法后，领徒众到吉州，尝劝道俗念摩诃般若，似已稍变重视《楞伽经》之风。后至蕲春，住破头山，门下以弘忍、法融为最著。此宗的历史传到弘忍才逐渐明朗。[1]
（五）唐独孤及所介绍三祖僧璨禅法
唐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载《全唐文》卷三九零）：“为身相非真，故示有疮疾；为法无我所，故居不择地。以众生病为病，故至必说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内外，不在其中间，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摄群品，流注生灭，观四维上下；不见法，不见身，不见心，乃至心离名字，身等空界，法同梦幻；亦无得无证，然后谓之解脱。禅门率是道也。”
[1]《中国佛教》第一辑，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