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西晋政权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突然在吴淞口附近，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大事：有两尊石佛像浮海而来，出现于江口。
最先发现石佛像的是吴淞江的渔夫，初见之时，他们发现石像浮沉于水面上，清晨在阳光的照射下，宛若海市蜃楼，傍晚夕晖反照，石像熠熠发光，又似江上渔火。人们看呆了，以为是海神现身，纷纷遥望祭拜。
地方上的巫师邀集众人，备置祭品，并举办大型社火活动。参与祭礼的人，沐浴清斋，在地方士绅朱膺的率领下，乘船至吴淞江入海处沪渎口，口颂赞歌，顶礼膜拜，一连十数日。也许是石佛被众人的虔诚打动了，竟缓缓浮至岸边。
石佛像高七尺，雕刻精美，造型生动，高大巍峨，气度雍容，令人叹为观止！在佛像的背后，隐隐约约有字迹，而搬动他们时发现并不十分沉重，好像不是用普通的石料雕刻而成，众人视之为天上降下来的神灵。
一时间，舆论哗然。方圆百十公里成千上万的信徒奔涌而至，赶来瞻礼膜拜。来自江苏吴县东灵寺的和尚帛尼仔细辨认，确定这两尊石佛名为“维卫“和“迦叶”，佛像背后的文字为梵文，说明他们是从天竺（古印度）漂洋过海而来。
朱膺和帛尼率领众人将石像搬运到大船上，溯江而上，将石佛供奉在通玄寺内。
东晋初年，山西并州高僧慧达由北南下，在通玄寺修佛3年，并且虔诚供奉这两尊石佛。慧达被石佛背后的文字深深吸引，为了探寻他们的来历，慧达决心从陆路前往天竺。
公元年，慧达一路西行在西域的于阗（今新疆南部）遇到去西天竺求法的高僧法显，他俩都是山西人，遂结伴西行。一路上，这支西行求法的队伍渐次扩大到7人，大家相携相伴，风餐露宿，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新头河（今印度河)。
在北天竺，一行人过了弗楼沙（今巴基斯坦国的白沙瓦地区）后，开始分头行动，法显决意远赴中天竺（古印度中部地区），慧达和慧景、道整等人前往那竭国（古印度北部国家，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市）。
慧达一路苦苦寻访石佛的踪迹，却始终不能实现，意欲返回中土。慧景在那揭国患病，道整留下来照顾他。慧达一人返回到弗楼沙，与等在那里的宝云、僧景汇合，一起循来路回国。
慧达一行3人走过玉门关后，来到了敦煌。这里曾是天竺高僧鸠摩罗什来东方传经的地方，又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慧达被鸣沙山东麓宽阔陡峭的断崖所吸引，决定留下来。
慧达心中一直放不下对石佛敬仰与心仪，他四处化缘，募集资金，雇请能工巧匠，在断崖上凿山成窟，雕刻石佛像。日久天长，创造了莫高窟千佛洞。
慧达在莫高窟惨淡经营近40年，公元年逝世，享年92岁。他去世后，后世僧侣为了纪念他西行求法，不辞辛劳，东返故土创造石窟千佛的虔心苦志，将他的生平事迹绘制成壁画，供后人瞻仰。
上世纪初，由于国力空虚，加之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愚昧无知，所谓的外国“探险家”蜂拥而至，疯狂盗窃敦煌文物，许多精美壁画连同石佛像遭破坏或流失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莫高窟的石窟艺术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研究。在整理第窟南壁中部的壁画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史籍中所载西晋时期“吴淞口石佛浮江”的故事，基本在壁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虽然壁画的榜题文字略有缺损，仅有三款共计字，但基本上完整地叙述了石佛像出现、迎送及供养的经过。研究者参阅《高僧传》、《全梁文》以及《吴地记》、《吴郡志》等史籍，初步整理出这幅壁画的内容故事。
相传，通玄寺始建于三国时期，原为东吴孙权之母吴太夫人的故宅，后称重玄寺，如今是大名鼎鼎的上海静安寺。
清光绪九年（年）在《重建静安寺碑记》中写有“故西晋时，浮江来石佛者犹在”之句。这说明清末时两尊石佛还在寺院中，遗憾的是，石佛后来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