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风穴寺有七祖塔，为方形九级密檐式砖塔，是为供奉唐代贞禅师的舍利所建的塔，建于开元二十六年（年）。贞禅师是西安人，俗姓张，从小学习儒学，后弃儒修佛，住白马寺，再后来到了汝州开元寺，最后在风穴寺结茅而居，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于相国崔日用、吏部尚书李暠等都拜在其门下。贞禅师于开元十三年（年）示灭于开元精舍，其门人宗本等为其修建了这座九层砖塔供奉。
贞禅师圆寂时，有缑氏县尉沈兴宗为其塔撰写了塔铭，详细记录了相关事宜，塔铭原石虽然不存，但在传世古籍中对其有所收录，清康熙十二年（年），汝州郡人任枫编纂的《风穴志略》，为已知的最早记录。其后成书于嘉庆十年的《金石萃编》卷八十三，及成书于嘉庆十九年的《全唐文》卷三二八，对此塔铭亦有收录。因此，风穴寺七祖塔安放供奉贞禅师舍利之事，可以说是有明确记载的。
本来，高僧舍利建塔安葬后，如果没有古塔毁坏等原因，应该就这样一直供奉下去的。但贞禅师舍利却在后世出现了变化，被从塔里取了出来。
五代时期，临济宗四祖匡沼禅师（即延沼）入住风穴寺后，立了一通《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该碑文由登仕郎、试大理司直、前守临汝县令兼殿中侍御史虞希范撰文，碑文记录了贞禅师舍利的后来轨迹：“开元年，有崔相国、李使君名暠与门人等收舍利数千粒，建塔九层，玄宗谥为七祖塔，见今存焉。大中初（年），有禅主道源，开拓山门，重光梵刹。十三年（年）四月一日，塑释迦像，取舍利安于佛心。”这里，详细说明了后人在为贞禅师荼毗后，得到了数千粒舍利，建塔供奉之事。只是虞希范错把逝于贞禅师之前的崔日用也写在收舍利之列，这是不应该的。也可能是虞希范觉得崔日用的官位高、影响大，想以此来衬托贞禅师的地位吧。
碑文在后面还说：“乾祐二年（年）夏四月一日，禅师（匡沼）即命僧知表，改塑毗卢佛一尊，左右五事，报夙愿也。于古佛心得舍利三千粒，迎于郡城，供养一七日，依旧藏焉。”这里把舍利说的更明白了，于古佛心得舍利三千粒，这分明就是大中十三年道源在塑释迦像时从塔里取出安于佛心的舍利。只是前面笼统说“数千粒”，这里明确为“三千粒”，估计是此时取出后，进行了详细的计数。
然而，从此以后，贞禅师舍利就消失在史迹记录中，风穴寺有关碑刻文献，再也没有有关舍利的记载了。那么，贞禅师的这三千舍利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延沼（—年）是北宋临济宗第一宗匠，因久住汝州风穴寺，后人称之为风穴延沼。延沼在风穴寺期间，曾经“改易经堂，修创佛殿，川原革故，庭宇鼎新”，使风穴寺面貌焕然一新。延沼逝于年，当时宋朝已经建立14年，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太平时期。因此，当时藏舍利的“古佛”即释迦佛塑像应该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延沼之后，他的弟子也一直在风穴寺活动。其后，由于宋代经济发展良好，风穴寺又处于中原地带，风穴寺在宋代应该没有经过什么战乱之类影响，也就是说，那尊藏着舍利的释迦佛像，应该不会被破坏或损坏，舍利也不会有什么变故。
后来，金灭北宋，占领中原，但金代朝廷普遍信佛，风穴寺在金代还修建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中佛殿就是证明，因此，这尊释迦佛像在金代应该也不会遭到损毁破坏。之后，是蒙古灭金，中原曾经经历过战争，由于风穴寺在金元时期资料的缺失，我们无法掌握其时重妆佛像的相关记载。明清时期，明末风穴寺经历过严重匪患，《风穴志略》里曾写道：“崇祯癸酉（年）以后，燹火频仍，村落烟断，寺亦鞠为茂草，蛇盘虎据十余年无人踪。”
由此得知，明末风穴寺遭到的匪患几乎是灭顶之灾，如果舍利能保存到这时，估计也会随着这次灾难而不存。明清时期，寺院曾经多次修复大殿、重妆佛像的记录，但均没有提到过安放在佛心的那三千粒舍利。因此，如果说舍利失踪，最有可能的，一次是蒙古灭金之战。另一次，就是明末之际，但鉴于明代重修大殿重妆佛像时，已经没有关于舍利的相关记载，舍利被毁于蒙古灭金是最大的可能了。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唐开元十三年（年），贞禅师示灭；唐开元二十六年（年），宗本等建塔于风穴寺，供奉贞禅师舍利；唐大中十三年（）四月一日，道源塑释迦像，取舍利安于佛心；后周乾祐二年（年）夏四月一日，匡沼命知表改塑毗卢佛，于古佛心得舍利三千粒，迎于郡城，供养七日后仍藏在佛心处。之后，舍利失去踪影，从此消失……
（王学宾/文刘占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