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我抵达敦煌机场，初夏时节的敦煌天黑得晚，市中心那赫赫有名的飞天神女正反弹着琵琶向我微笑，似乎在说你终于来了。多年前的敦煌高僧昙猷不远万里，只身一人以弱冠之年远离故土，来天台山弘扬佛法，为天台山佛教的辉煌开创了先河。多年后的我，同样几经周折，追梦敦煌，从东南到西北，冥冥中似乎有因缘际会在牵引。
对敦煌的向往来源于我幼年时偶尔瞥见的一部名为《敦煌》的电影，以及东晋高僧昙猷在天台的种种传说，年复一年，敦煌逐渐幻化为一场糅合着神秘沧桑的悠长梦境。梦中的敦煌掩面哭泣，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高贵，如今，即将抵达梦境的彼岸，我却开始忐忑不安起来。这种不安和当年昙猷游历江东，遍寻名山福地，最后被天台山吸引而发出的由衷赞叹是截然不同，但内在的联系都可以落到一个词：震撼。
远处古老的三危山在骄阳映照下闪耀着金光，摆渡车行进在沙尘飞舞中，曾经奔流不息的大泉河水早已干涸，公元年，一位名为乐樽的和尚，受三危山佛光的启示，雕刻了第一窟佛教神像，才有了后来三危山长约米的崖壁上的各色壁画、佛像、经卷等构成的震惊世界的人类文明艺术长卷，它就是敦煌莫高窟。茫茫戈壁从车窗旁掠过，突然，铺天盖地的土色中一点朱红跃然而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安然屹立。敦煌何义，古人云:“敦，大也；煌，盛也。”最初我无法理解其中含义，就像无法理解昙猷为何跋山涉水来天台修行顿悟一般，到了莫高窟我才明白其中真谛，敦煌远比我所想象的要震撼得多深刻得多。如果没有莫高窟，敦煌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它是敦煌存在的根本要义。
6月的莫高窟还没有汹涌的人群，进入洞窟的刹那，可以清楚地听到钥匙插进门锁，环扣碰撞间发出的响声。此刻，这不再是一扇普通的木门，而是我们和千百年前的文明对话的窗口。为了保护壁画，游客只能看少量洞窟，不可以拍照和喧哗，在一个个昏暗的洞窟里，唯有讲解员的冷光手电微微发亮，曼妙的飞天、庄严的佛陀、虔诚的信众、喧闹的舞乐……无不裹挟着浓艳的色泽，仿佛突然间有了生命，欲破壁而出，之前的满心期待瞬间被这满壁的色彩填满，我几乎忘记了呼吸。人类上下几千年都凝聚在这方寸间，这里有南北朝的粗犷狂放，盛唐的浓墨重彩，宋代的素雅简洁……它们的背后朝代更迭，人来人往，变幻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信徒、王孙贵族……不变的是这些壁画与佛像，我仿佛听见一代代王朝在壁画里走动的脚步声，随着飞天的裙袂旋转，最后坠入幽深的时光隧道。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中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和交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可以说从开凿的第一天起，莫高窟便以它那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吸取和融合了当时欧亚大陆人类文明的精华，其中又以佛教艺术最为兴盛。由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作为中国汉地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与华严宗、禅宗都是隋唐时期流传深广的佛教宗派，隋炀帝杨广笃信佛教，尊智者大师为座上宾，据传亲写《法华经》部，大力宣扬天台宗，打破了佛教的南北对峙，促成了大乘佛教的流行，这就注定了天台与敦煌的深厚佛缘。天台宗经典《妙法莲花经》是敦煌写本中保存最多的大乘经典之一，汉译本有六种，现存三种，以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最详密，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流传最广。竺法护是有名的“敦煌菩萨”，鸠摩罗什则在西北地区活动了一生。在敦煌壁画大量的经变图中，《法华经变图》更因天台宗的特殊地位，成为敦煌经变图的经典，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图》就是典型代表。
事实上，这分佛缘最早可以追溯到敦煌高僧昙猷，魏晋南北朝时代，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当时不断有僧人南下江浙一带弘扬佛法，昙猷就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位。他选择了幽深偏远的天台山，坐禅赤城山，创建方广寺，从而拉开了天台佛国仙山的序幕。
随着人流走出洞窟，夕阳西下的三危山静默依然，我的内心瞬间涌起一股惆怅之情，总感觉遗落了些什么，我在莫高窟的山脚下徘徊。这些年来，也曾走过不少名山大川，看过不少庙宇楼阁，却没有一处如敦煌这般打动人心。有时候，我觉得读懂了敦煌，穿过漫漫黄沙，仿佛看到了那一幕幕岁月长河里的荣辱兴衰，仿佛看到了一场绵延千年的关于人与神之间的美的艺术之狂欢，难道这就是敦煌吗？那天我思考良久，久到莫高窟陷入沉睡，依然没有找到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于敦煌，我只能是时间的过客，行色匆匆。而敦煌，固执又永恒。当年三毛在《半夜逾城》中，深切地表达了魂归敦煌的愿望，余秋雨则在《文化苦旅》里为敦煌所经受的凄风苦雨而愤懑不已，日本文学大师井上靖干脆写了一部小说就叫《敦煌》——这些或敬仰或慕名前来的文人骚客，都用自己的想象走近心中的敦煌。
在离开敦煌的日子里，我不敢奢念敦煌，却又如此想念敦煌。
几年后的今天，有一回我去爬赤城山，突然发现山上的那一个个洞穴和莫高窟的洞穴外形极其相似，我暗自思考自然环境的亲切感会不会是吸引昙猷来天台的一大因素呢？因为远离世俗喧嚣，早在东晋时代，天台山就在世人眼里被赋予神秘色彩，甚至视为桃源仙境，王羲之、孙绰、顾恺之等纷纷前来膜拜，当然也包括王羲之的方外好友昙猷。昙猷在天台留下了众多神奇的传说，如降虎伏蟒、剖腹洗肠见罗汉等，透过这些传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来自敦煌的禅定大师可谓天台佛国的真正开创者。相传在石梁飞瀑昙猷亲会五百罗汉，创建的方广寺成为五百罗汉总道场；在万年山他开山筑室，这便是后来的又一座罗汉道场——禅宗名刹万年寺。东晋太武帝孝元二十一年，昙猷在赤城山紫云洞坐化，他的徒弟们没有按照埋葬常人的方式进行墓葬，而是用石头把它的遗体围起来，形成塔状，成为天台山最早的一座佛塔，从此把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永远留在了天台山。
岁月荏苒，时光流转，宗教文化的传承并没有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消失而停滞不前，反而由昙猷所开创的天台佛国仙山，宗风远播，踏上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深深地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佛教。天台宗东传日本，始于唐代鉴真大师，鉴真圆寂后不久，他播散的天台教义种子，在日本京都比睿山破土而出，并由最澄发扬光大。唐贞元二十年（），最澄率弟子义真等入唐至天台山求学，年，最澄学成归国，创立了日本天台宗。最澄入天台山后又二百多年，高丽国僧人义天来天台山求法，归国后，创立了高丽天台宗，传入朝鲜半岛。千百年来，往来中日韩之间的各路僧人络绎不绝，鉴真、最澄、义天等高僧衣钵代代相传，虔诚地来到天台山求法修行，通过佛法传播为中国与海外的交流打开了一扇大门。
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敦煌的伟大，它以穿透历史长河的荣光和尊严，照亮了万里之外的灵魂和佛光。经丝绸之路由敦煌撒播到世界各地的文明，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更迭而消失，其影响反而越来越清晰深刻，它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内涵。那一刻，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天台敦煌之间的关系，敦煌的宗教文明随着昙猷南下，点亮了江南的千年佛灯，天台宗从鉴真东渡、最澄入唐、义天求法传入日韩，这一中国佛教史上对外输出的壮举，使得国清讲寺成为日本、韩国天台宗的祖庭。虽然路线不同，但都是对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可以说，昙猷是天台山佛国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此刻，我虽在敦煌之外，却意外地离敦煌近了。艺术和文明可以跨越历史和生命的长河，薪火相传，敦煌无疑就是这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