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人。他三个哥哥都幼年天亡，法显也自幼多病，父母只好三岁就送他到佛寺出家。(小孩子多病，送入寺院以求佛保佑的事情是当时的风俗，隋文帝也曾在童年送于寺院抚养。）
也许正是因为出家很早，法显的信仰十分坚定，多次拒绝家中要他还俗的请求，二十岁就受了具足戒，而且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的称誉。
这一时期，西域来传播佛教的胡僧梵僧已经不少，但中土西行去取经的中国僧侣却还不多，去了的也只到西域，未到印度本土。第一个西行取经的中国人是朱士行，只走到西域于圆，没有到达印度。
这时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很多，但写戒律的律藏还很缺乏。僧众越来越多，需要管理，道安制定了一些僧尼轨范，但远不能和佛教完整宏大的戒律体系相比。
去西方求取律藏，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急需的一项工作。法显也感受到了律藏的缺失，决心去印度寻求。
于是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年),法显和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虽然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是有名望的高僧。
他行走的路线，按任继愈佛教史的叙述，是经西域到印度，“自敦煌渡流沙，经鄯善(新疆若羌),北上傷夷(新疆焉耆)转西南至于闻(新疆和田)、子合(新疆叶城)、于摩(新疆塔什库尔千),北折竭叉(新疆喀什),由此进逾葱岭，抵北天竺陀历国(今巴基斯坦北境)”。
到达印度后，他遍访了很多国家，求取佛经，还以70岁高龄开始学梵书、梵语。他还访问了释迦牟尼生活过得多处遗址。近代考古学家在印度寻找这些文化遗址时，就参考了法显的纪录。
这时与法显同行的僧人，有的中途折返，有的死在途中，还有的羡慕天竺佛法，决心要留在天竺，法显只能孤身一人带着得到的佛经回国。
然而，他回程的时候没有原路返回，而是走了中印丝绸之路中的南海海路先南下到师子国(斯里兰卡),在师子国住了两年后又搭船至耶婆提国，再从耶婆提往州。
因为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了多天，才在晋境长广郡牢山(青岛崂山)登岸，这一年是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年)。
有猎人遇到登岸的法显，报告了太守李嶷。李嶷一向信佛，听说有沙门从海外取经归来，亲自赶到海边迎接，并想留下法显。但法显说他志在弘扬佛法，在崂山这里没办法实现，不能久留。所以法显最后南下去了京师建康。
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年),法显到达晋都建康。在建康住了四五年，又转往荆州辛寺，在那里逝世。法显虽然是北方人，但在长江之畔度过了他最后的人生，在最后人生里，翻译了他带回的佛经，并写了佛国记，记录了他的这次伟大旅行。
法显以六十余岁的高龄，前后经十四年，经历二十九国，而且行走的是世界上最艰险的路线。
高僧传中描绘了法显途经西域沙漠地带的情景，那是没有生命、没有边界的茫茫之地，只能依靠以前死去旅人的枯骨来辨识方向：“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
翻越葱岭的山路也十分艰危：“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缬过河数十余处”。
怪不得法显自己每次回想起走过的路程，也“不觉心动汗流”而且这些路都是历史上包括张骞、甘英这些旅行家都没有到过的地方：“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
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回来的僧侣也不少，但与众不同的是法显将中国和印度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走了一遍。汤用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人。”
在法显的记载中，南海海路与北路一样充满艰险。他搭乘商船前往耶婆提时，遇到了大风：“值暴风水人”,船进水了，人们怕船沉，赶紧将杂物丢弃，法显很担心别人把他带回的经像也丢了。
在从耶婆提去广州的船上，又遇到了大风。这回更糟，众人认为是法显带来的灾祸，要把他推下海：“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共欲推之”。幸而带法显上船的施主厉声呵斥这些商人，保护了法显。
虽然路途艰险，但法显的成功激励了很多有志求法的中国僧人。于是在晋末宋初，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西去取经的僧人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