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欢（澎湃新闻蒋立冬绘）
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如果这些濒临断绝的学问真的失传，将使我们丢失大量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失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国际接轨的深入程度，还是传承绝学的资源、能力，中国学界都有了长足进步。《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成果。相信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何欢欢现为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学、印度哲学、梵文。中心自年初成立以来，一方面开设梵语、藏语、巴利语、日语等课程，培养有志于从事“绝学”工作的后继人才；另一方面与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共建“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BUDA），保存并免费共享多语种、多形态的佛教文献资源。在访谈中，她就佛教史上译经，以及梵文佛教典籍与佛教的原始形态、藏传佛教、语文学、实修的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她最后指出，全世界梵文佛教典籍研究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中国保存的梵文资源（贝叶经和纸质抄本等多种形态的文献和文物）的公布情况，这是影响国内外几代学者以及学术与文明之传承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入，最初是从译经开始的，您能先大致谈谈佛教史上译经的基本情况吗？
何欢欢：
我比较喜欢用“织字成锦”“不绝如缕”两个词来比喻性地概括佛教翻译史的纵横经纬。如果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佛教译经史，那就是充满传奇、激动人心的一千年，再加上销声隐迹、唏嘘感慨的一千年，而且正好以两个西历纪年之始为刻度。
东汉永平十年（67年）左右，来自印度的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第一部汉语佛经《四十二章经》，后来经过东晋的鸠摩罗什、南北朝的真谛、盛唐的玄奘、北宋的施护等众多中外译师的接续努力，梵语（包括少量中亚、西域语言）佛典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为汉文。在这第一个千年里，中国佛教几乎保持着与印度大乘佛教同步发展的节奏，及时的翻译既输送了推陈出新、更迭有序的异域思想，又成为外来的佛教实现“本土化”的最重要手段和表现。
迦叶摩腾（一名摄摩腾）像，位于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墓。
鸠摩罗什像，克孜尔千佛洞前。
玄奘像，西安大雁塔前。
第二个千年可以年宋神宗废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为标志，其后汉地再无大规模的译经活动，零星的翻译也多以重译补苴为主，而且不少译自藏文而非梵文。现在可能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误解，认为玄奘大师之后的中国佛教徒不喜欢甚至学不会复杂难解的梵语，遂导致译经事业后继乏人。但实际上，“无经可译”才是曾经辉煌的翻梵典活动在北宋逐渐走向尾声的最主要原因，而语言本身从来不会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的真正障碍。
佛教初传中国，汉明帝所梦“金人”固然尊贵，但是没有思想的佛像只不过泥塑木雕的玩偶一件，白马驼来的“真经”才是法轮能够流转于汉地的关键。而当印度本土的佛教在九、十世纪加速密教化发展，一方面其创制的金刚乘经典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思想有着直接而激烈的矛盾，另一方面完成了“汉化”的中国佛教已然形成了自己的正统意识与价值判断，改变了以往全盘接收式的翻译，继而对传入的梵荚采取了择宜而译、选本流通的方式。与此同时，伴随着八世纪伊斯兰教开始进入印度，至年佛教中心那烂陀寺（玄奘留学目的地）遭毁灭，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以及经由尼泊尔、西藏等地流入中土的梵文“真经”越来越少，乃至几乎不可得。一旦缺乏原典输入，翻译就无从谈起。在诸多内因外缘的相互作用下，彼时已拥有千年积淀的中国佛教既不再需要以译经为主业，也就在这第二个千年里逐渐演变为与儒道成三足之势的传统，且多了一个“绝学”的美名。
那烂陀寺遗址
称翻梵译经为“绝学”并不是最近几年学者的发明。早在年，陈独秀给好友苏曼殊编撰的八卷本《梵文典》题诗：“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竞销声。”这几句话气贯古今，宏愿非凡，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佛教译经之历史与时况颇为熟悉。尤其“千年绝学”一词用得精准而巧妙，既概括了梵典译汉是有着千年传承的博大精深的“独绝”之学，又意指这是一门几乎失传了千年的“废绝”之术。苏曼殊试图重新接续起这一“销声”的“悉昙天语”（“梵语”意为“梵天的语言”，“梵”字源自对Brahman“梵天”的音译；“悉昙”是梵文字母的一种，常用来统称梵文），即翻梵为汉的事业，陈独秀则希望他能够圆满完成预期的研究工作以造福人类（有情众生）。
陈诗以来百年有余，新译梵典的种类逐年增加，虽无浩瀚之势，却也一直在缓慢地践行着“千年绝学从今起”的壮志期许。只需要提醒的是，近百年新译的“天语”，大多属于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传统典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佛教经论。如季羡林先生翻译的史诗《罗摩衍那》、金克木先生翻译的《云使》、徐梵澄先生翻译的《五十奥义书》、巫白慧先生翻译的《圣教论》、黄宝生先生翻译的《瑜伽经》，以及拙译《胜论经》（含《月喜疏》）等等，后三种分别是被佛教称为“外道”的婆罗门教正统六派之吠檀多派、瑜伽派、胜论派的根本经典。这些现当代翻译的梵文天语是研习佛教之历史与思想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文献，就像真谛译《金七十论》、玄奘译《胜宗十句义论》——两部分别属于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外道典籍，作为研习佛学的补充资料，是汉文大藏经中稀见而重要的内容。
《胜论经》，[古印度]月喜疏，何欢欢译，商务印书馆，年8月出版。
如果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恢弘的佛教译经史，历来颇受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