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腻色迦的政治、信仰与艺术表现
迦腻色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其首都位于布路沙布逻，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这里也是犍陀罗文明的中心，汉文史料中的“罽宾”，很多时候指的就是这里，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克什米尔。对玄奘而言，迦腻色迦就是犍陀罗之王。在贵霜帝国疆域内，存在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的中心。
有关迦腻色迦的文献记载，信息繁杂，彼此矛盾。年，在罗巴塔克地区的一座山丘上发现了罗巴塔克铭文，正面用希腊文书写，背面用巴克特里亚语。根据新的证据，现在学者比如福尔克（HarryFalk），将迦腻色迦元年定为公元年，那么他的统治时间大约是—年。
迦腻色迦雕像，高1.85米，2世纪迦腻色迦裙摆中间的铭文云“大王、众王之王、天子迦腻色迦”。这一头衔显示他作为统一君主的身份，也或许标志其转轮王的身份——转轮王即统一君主，而不是分裂政权的小王。
迦腻色迦在汉文史料里，名字被翻译为“迦尼伽”“迦尼色伽”“罽腻伽”“真檀迦腻咤”等。还有用“犍陀罗王”“罽宾王”“月氏王”等头衔称呼这位伟大君主的。汉文佛教文献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的记载。唐玄奘记载，迦腻色迦的影响力跨过葱岭，深入塔里木盆地，乃至“河西蕃维，畏威送质”。对于河西送来的人质，迦腻色迦让其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春秋两季则住在犍陀罗。三处地方，都建佛寺。玄奘还参观了当时尚遗存的、由中国人质捐建的佛教寺院。
在迦腻色迦时期，在迦湿弥罗曾举行过佛典的第四次结集。胁尊者召集高僧，世友为上首。这次结集使经、律、论三藏各成10万颂，共万言。当东印度佛教已不是那么兴旺的时候，西北印度的富楼沙却成了佛教的中心。
在迦腻色迦的钱币出现的佛像主要有三种，立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带有弥勒形象的迦腻色迦钱币反映了佛教救世主主义在贵霜的流行。
但是迦腻色迦保存至今的图像资料，都是军事贵族打扮。比如马土拉出土的迦腻色迦雕像。君主手持大棒和宝剑，全副武装。铭文云：“大王（Mahārāja）、众王之王（Rājatirāja）、天子（Devaputra）迦腻色迦”。
跟迦腻色迦手持重棒、宝剑相比，其父威玛卡德菲塞斯是坐在王座（由狮子形象装饰）上，根据惯常的艺术表现形式，他很可能右手举着鲜花——或许是供佛之用。
佛陀坐像，狮子座，2-3世纪迦腻色迦金币上的君主形象及轮廓跟马土拉博物馆藏的迦腻色迦塑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具有一定写实的特点。迦腻色迦钱币非常丰富，钱币上有佛教、印度教、希腊、伊朗甚至其他文明的神祇，体现了当时贵霜的宗教宽容和融合政策。最初他的钱币使用希腊文和希腊神祇，后期的钱币使用大夏语，希腊神祇被伊朗系神灵取代。贵霜君主表现自己神圣性的做法，早期是双肩发出火焰，后来背光取代了火焰。双肩出火的做法，被佛教吸收，尤其是在迦毕试地区，佛像也双肩发出火焰，借用君主的特征来加强佛陀的神圣性。
迦腻色迦重塑佛教中心：
雀离浮图与青铜舍利函
迦腻色迦统治时期，正式将首都迁到了布路沙布逻。布路沙布逻在迦腻色迦的经营之下，不但是政治中心，也被打造成佛教中心，佛钵等重要的佛教圣物被转移到这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巡礼佛钵等圣物及圣迹是西行求法僧人的一项重要活动。
除了将佛钵从佛陀故地运到这里安置之外，迦腻色迦还建造了可能是当时最为高大恢宏的纪念碑性建筑——迦腻色迦大塔。这座位于布路沙布逻的佛教建筑对遥远的中国本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频繁地以“雀离浮屠”“雀离浮图”“雀离佛图”等名字出现在汉文典籍中。来自东土西行求法或巡礼的中国僧人从阿富汗的高山上下到犍陀罗平原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令人震惊的宏伟高塔。法显赞叹道：“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传云，阎浮提塔，唯此塔为上。”玄奘于年抵达这里的时候，雀离浮图仍在。此后随着佛教从中亚消失，广为中土所知的雀离浮图也逐渐离开了世人的视野，直到20世纪初再次被发现。
早在年前，康宁汉就预测了雀离浮图的位置。年9月和年11月，司鹏纳（D.B.Spooner）博士带队在白沙瓦的沙琪基泰里发掘迦腻色迦大塔遗址，它的东面出土法王或转轮王葬塔及其造塔记。这座大塔从发掘的情形看，呈现十字的外观，直径达87米，据玄奘记载，可能高达—米，是在印度和中亚发现的最大的佛塔。雀离浮图的底座周边装饰着繁复壮丽的灰墁图景。
迦腻色迦大塔塔基细部照片发掘者从塔基底座正中的地宫中果然发现了迦腻色迦舍利函。其铭文为佉卢文，意思为：“为了接受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诸师，此香函为迦腻色迦大王供养的功德礼物……在迦腻色迦城。以此功德祝愿众生福德圆满……迦腻色迦大寺（Kanishkasvihāra）饭厅建造的主持者……”1迦腻色迦舍利函的主体部分表现的是贵霜的君主，很可能就是迦腻色迦本人。在其身旁护持的是伊朗系的日神和月神。持花环童子装饰着整个舍利函的主体部分，呈现鲜明的希腊化风格，象征着丰饶、生命以及再生的荣光。舍利函的盖子边缘装饰了一圈飞翔的桓娑（Hamsa），一些桓娑嘴上噙着象征胜利的花环，象征着从六道轮回中跳脱，这也是佛教基本理想之一。
迦腻色迦青铜舍利函，白沙瓦博物馆大约在年（桓帝建和元年）前后，著名的贵霜译经僧支娄迦谶到达洛阳，开始译经和传教事业。佛教传入中国，是跳过了很多没有佛教的地区，直接到了中国的核心地区洛阳，然后以洛阳为中心开始四处传教。这与当时商业活动的规律相符合。
支娄迦谶所译《般舟三昧经》卷一已经涉及阿弥陀佛信仰。在葛文多-那噶（Govindo-Nagar）发现的一座雕像的基座上，出现了阿弥陀佛的字样。根据铭文，这座雕像制作于胡毗色迦统治的第28年，是一个商人家族献给阿弥陀佛的礼物。出土的贵霜文物和汉文译经的记载，都证明阿弥陀佛信仰在2世纪已经流行于贵霜帝国，并且在2世纪下半叶由贵霜僧人支娄迦谶介绍到汉朝。
名字前面冠以“支”姓的“西域人”，基本都是贵霜人或汉文史料中的“大月氏人”。贵霜僧人或优婆塞，以传法为志业，在早期佛教译经事业中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竺法护，虽然冠以“竺”姓，但并不来自印度，而是来自贵霜。安世高，虽然冠以“安”姓，其实也是来自贵霜属地，当时都在贵霜的统治之下。
胡毗色迦的继承者韦苏提婆（VasudevaI，约—年在位）应该是贵霜帝国最后一位统一王朝的君主。根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记载，在太和二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被曹魏封为亲魏大月氏王。“韦苏提婆”是后来学者给他的梵文拼音，在佉卢文中他的名字是“ΒΑΖΟΔΗΟ”（Bazodeo），汉语读音接近“波调”。
在韦苏提婆统治下，贵霜衰落了，佛教东传仍在持续不断进行。佛教教团为寻找新的佛土，把希望寄托到了东方。
犍陀罗艺术中的佛钵：
宗教、政治符号及传法信物
年，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被置放在喀布尔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这件佛钵，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曾引起英国学者康宁汉（AlexanderCunningham）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