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也有不少人以为这仅仅是传说或者杜撰。
在西藏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的刻字铭文“大唐天竺使出铭”来自唐代，记录了此段历史，目前也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唐天竺使出铭”记述了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途中经过吉隆的过程。
年6月西藏自治区文馆会普查队在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嘴鲁玛满久小溪摩崖上,发现了这一块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年)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证实了西域长史王玄策通往天竺的史事。
题铭文字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有许多已模糊不清。
这一件文物，也是古代中印关系的重要记录。
中国近代第一幅蕃尼古道路线图
西藏现存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处碑刻
这通汉文碑刻是考察队根据吉隆县当地藏族群众所提供的线索发现的。石碑发现于吉隆县县城(旧名“宗喀”)以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山脉,北面为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南面则可直通中尼边境重镇吉隆镇出境至尼泊尔。石碑所在山崖位置的下方,是一条藏语中称之为“鲁玛满久”的小季节河,石碑发现地海拔高度为米,为西藏现存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处碑刻。
石碑发现于吉隆县县城(旧名“宗喀”)以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山脉,北面为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南面则可直通中尼边境重镇吉隆镇出境至尼泊尔。石碑所在山崖位置的下方,是一条藏语中称之为“鲁玛满久”的小季节河,石碑发现地海拔高度为米,为西藏现存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处碑刻。
碑铭位置示意图
石碑镌刻在阿瓦呷英山口处一略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崖壁上方有伸出的崖檐可遮挡风雨,其下有一条现代水渠穿过。碑铭系在崖壁上修凿出的一块平整的崖面上刻成,宽81.5厘米,其下端因当地修筑水渠时破坏,现残高53厘米。石碑的正中上方,额题篆刻阳文一行七字“大唐天竺使出铭”尚清晰可辨,其下方的碑文调查时仅残存阴刻楷书共24行,满行估计原有30—4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但下端则破坏比较严重,加之以石碑处在风沙猛烈的山口前沿,经过长年的风沙侵蚀,其中许多文字已漫漶不清。据统计,现残存共约字左右。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初步释读,从石碑残存的文字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对于其年代、性质已基本探明。根据碑文记载,此碑系唐显庆三年()所刻,碑中记载了唐代使节王玄策率所随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历尽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经“小杨同”等路过吉隆,于此勒石记功的情形。根据石碑文字的一些片断来看,推测大约这批使节是沿着唐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及李义表出使天竺的故道而行,经吉隆出境至尼泊尔,再抵古印度的。
这通唐代初年的石碑,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所发现的汉文石刻碑铭中年代最早的一通,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著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年。唐显庆三年,正值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去世不久,大论禄东赞辅佐朝政之际,禄东赞在安定吐蕃全境之后,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发兵击白兰氐,并从是年起连年发兵击吐谷浑,唐蕃关系也转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碑中所载大唐使节自中原穿过吐蕃腹心地带,而直抵其西南边界的情况来看,当时的唐蕃关系虽然处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和睦友好的。这为研究早期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另一方面,这通唐碑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有关唐代中印交通及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的文字实物史料,对于廓清历史上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关于由唐去往印度的路线,两《唐书》、《大唐西域记》及唐代的许多史料中均未提到其中由吐蕃至尼婆罗(即今尼泊尔)达天竺的具体经由之路,唯有释道宣在其《释迦方志遗迹篇》中记载有所谓“中道”经吐蕃国之西南可抵达北印度尼婆罗国。从石碑发现地所处的地理方位上推测,很有可能便是处在道宣所言的这条“中道”之上,这对研究古代中印交通路线的开通与变化发展,无疑也是宝贵的实地材料。另外,在有关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的路线、时间、随行人员、外交目的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上,过去学术界长期以来聚讼未决,争论不一。随着这通石碑的考古发现,都可望取得新的研究进展。
吉隆为西藏古史记载中之“芒域贡塘”的统治中心,历史上从来即为吐蕃南界的重要关隘。据藏文史料的记载,早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与南亚尼泊尔、印度一带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这条西南通道进行的。根据对这一地区所作的考古调查表明,古代吉隆在吐蕃时期已成为当时吐蕃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处重要据点,藏文文献《西藏王臣记》等还记载唐文成公主曾在此修建过镇边古寺“降真朱不拉康”。根据对文成公主的生卒年代的考订,显庆三年唐使王玄策等最后一次出使天竺时,文成公主尚应在世。因此王玄策等在吉隆山口建立碑铭,勒石纪功,决非偶然,这不仅反映出古代吉隆山口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条古道的凿通,是情同手足的藏汉两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携手、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必然结果。
镌刻在“大唐天竺使之铭”碑上的灿烂历史
“听说乡里修水渠要炸毁一块‘神石’，石头上刻满了汉字。”在偏远的藏区考古，霍巍立刻意识到这块石头一定不寻常。时光回到年5月，作为从年开始的西藏大规模文物普查工作的一部分，一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霍巍、李永宪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尼玛、张惠清组成的文物普查队，沿着希夏邦玛峰下那条坎坷之路风尘仆仆地来到吉隆县城。
根据宗嘎乡提供的线索，考古工作者第二天乘车出县城，向北行驶四五公里进入一条比较宽阔的山沟地带，在西北方向海拔米的一块崖壁上发现了传说中的“神石”。当洗净岩面上涂抹的酥油，石壁显露出一行行残缺竖书字迹，并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经过考古学家反复对石刻文字研究推敲，将这块碑称之为“大唐天竺使之铭”，令人吃惊的是此碑竟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要早多年。
题铭现存共24行，约个字，文字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有许多字已不太清晰，加之乡里修建水渠，开山炸石造成了题铭文字不同程度的损坏，已无法连贯成文。但从题铭额题及文中“大唐显庆三年”的年号来看，系唐显庆三年（公元年）的一方题铭，文中记述了大唐使节不远万里，在出使古代天竺（今印度）途中经过吉隆山口时感慨抒怀，勒石记事的过程。
碑文大意是大唐显庆三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晓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当于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
“大唐天竺使之铭”碑的发现，使历史人物王玄策、“蕃尼古道”从沉寂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渐渐浮出水面。
王玄策，一位不同寻常的大唐“外交官”
贞观十七年（公元年）春天，大唐长安城里迎春花绽放。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收拾行装，包袱里有轻薄的衣衫，也有御寒的长袄。王玄策作为融州黄水县令，以副使身份与正使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等一行22人奉旨护送戒日王使节回国。此刻王玄策尚不知，此次和随后几次途经吐蕃出使天竺意义非凡，这些外交活动将大唐与天竺诸国文化交流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玄策的传奇经历表现在他数次出使印度，展现了过人的担当精神和外交才华，为大唐赢得了尊荣。
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唐史没有记载详细的出发时间，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陆庆夫教授据文献推测，王玄策一行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应该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年）。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三十余人，再次出使印度。不料此时与唐修好的戒日王已死，刚刚到达中印度，王玄策一行便受到自立为王的阿罗那顺的进攻，王玄策及使团被俘。但王玄策十分机灵，趁夜色逃脱，日夜兼程，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帝国及姻国吐蕃的名义征召泥婆罗（尼泊尔）国军队。在泥婆罗国七千人的军队和吐蕃一千二百人的精锐部队支援下，大破中印度军，俘虏了阿罗那顺及其家属。在这次外交事件中，王玄策当机立断、有勇有谋，可惜在名将如云、重臣如雨的贞观年间，他的事迹和声名不见显著，新、旧《唐书》均无传。
显庆二年（公元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陆庆夫和敦煌学专家孙修身等人认为，王玄策曾第四次出使印度。唐高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中记述，当时玄照长年在天竺求法，颇具声望，受到唐使王玄策的重视。王玄策在三使印度返唐后，向皇帝奏说了玄照的事迹，被再次派往天竺以追回此人。
王玄策另一个功勋是，他将砂糖的制造技术带入了中国。《唐会要杂录》有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命扬州煎蔗之汁，色味逾西域所出者。”
王玄策为唐朝外交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今天研究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保留了珍贵史料。王玄策从印度出使归来后，曾撰有文10卷、图3卷，共计13卷的《中天竺国行记》一书。可惜这部名著，以及唐朝官府依照此书及《大唐西域记》所编撰的百卷本巨著《西国志》，在宋代以后先后遗失。自此王玄策的赫赫功绩，便为历史湮没，鲜为世人所知。
注：以上部分内容转自：
《光明日报》：穿越千年的蕃尼古道（作者：尕玛多吉）
《中国文物报》：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石碑(年4月10日霍巍)
原标题：《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故事镌刻在这块碑上的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