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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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7/3 17:05:00

遂宁,古称遂州。公元年,东晋荆州刺史桓温溯长江而上,剿灭盘踞在蜀地之“成汉”政权,结束了川蜀近半个世纪的混战。凯旋之后,班师还江陵,这位大将途经遂州境地,但见涪江飘逸,田园如歌,扶老携幼,民风淳厚,一派祥和安宁的气氛。桓温本是少年丧父,枕戈泣血,志在还报家仇,本无怒杀大战之意,然因入仕,情势所迫,虽年仅35岁,但已征战沙场数年,感触颇多,一种“向往平遂,厌战思宁”的情绪油然而生,于是决定在这此设郡,取吉祥“遂宁”之名。

迩来年,无论朝野作何更替,遂宁城池不变,名称不改,亦无大灾大战,平安度世,禅缘深厚。

禅,古印度梵语音译为“禅那”,汉语意译为“思维修”“弃恶”或“静虑”,为禅坐默念、正审思虑,是禅举、善举、德举、道举、真举的佛教修持之具体体现。

千古遂宁,与禅道结下不解之缘,留下了一个个千古之谜。

遂宁德昭天下,三朝帝君敬奉广德

广德寺是一座具有皇家血统的千年古刹,唐初大历年间(公元年前后)建寺,素有“西来第一禅林”之美誉。寺中除善济塔、三圣殿和佛顶阁修于清代,其余主要殿堂皆建于明代,均为官式建筑,古建群落余平方米,为全川之冠。

据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补初先生考证:

西来第一禅林,即佛教观音文化传入东土后,被皇帝敕封的第一座十方丛林寺庙。

步入山门,可瞻仰广德寺寺藏第一宝——明代圣旨坊,此乃历代僧侣在寺内拜迎皇帝圣旨的地方。圣旨坊初建于南宋,现存的建筑为明代成化年间改建,横匾有颜真卿亲书“敕赐禅林”四个金字,坊栏上书写“圣旨”二字。坊形如翼,木质结构,为重檐歇山式,是全国唯一寺存“圣旨牌坊”。

“圣旨坊”为何广德寺独有?有研究者认为,克幽禅师是皇室嫡亲,历朝历代的钦差到该寺宣读圣旨时,须亲临寺内,寺中接旨,全国绝无仅有。而其他寺院要奉迎圣旨,都得出庙门十里。

在今观音殿观音三姐妹像后,有宋碑一块,名曰九龙碑,上有唐、宋9位皇帝敕封广德寺的记载。

广德寺珍藏有两颗价值连城的御赐玉印:

一是宋真宗皇帝钦敕广德寺的观音珠宝印,上有“赐敕广利禅寺观音珠宝印”字样;另一颗则是明武宗敕赐的“四国文玉印”。据史料载,明正德八年,广德寺为全国首屈一指大庙,为了便于管理西南地区的寺院,明武宗特向广德寺敕赐“四国文玉印”,上刻有汉字、缅甸文、僧伽罗文和巴利文之拉丁字母四种文字,统领川、滇、黔大小寺院余山,凡盖过此印的通牒,僧侣出访他国,也毫无阻拦,倍受礼遇。

克幽禅师,两度被帝王钦定为观音现世

克幽禅师,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重孙、唐第四代皇帝唐中宗李哲的孙子、唐玄宗皇帝的侄子,俗姓李,名文通,“克幽”为唐代宗皇帝给他的赐号,他是保唐宗(禅宗支派之一)在蜀地的第四代传人,被尊奉为“护国禅师”。

克幽生于唐代开元十五年(公元年),祖籍陇西(今甘肃省临洮),父辈因做官入川,居遂州长江县(今大英县回马镇)。他幼年攻读经史,立志进入仕途,然体弱多病,常被疾病缠身,决意出家修行。

唐天宝年间(公元年),25岁的克幽前往成都净居寺,拜无相大师为师,皈依佛门,终成一代高僧。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年),克幽参南阳慧忠国师,乃居南阳白崖山,禅法精进。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年),气病交加的肃宗皇帝(唐玄宗三子,玄宗西逃后继位)闻克幽道行高深,遣内给事孙朝进将他迎到京城,入内宫讲经受供,待以师礼,在禁宫讲授《仁王般若经》等。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年),辞京返蜀回彭州白鹿山,肃宗长子代宗皇帝与王公大臣把他送到京城光顺门,礼甚隆重。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年),39岁的克幽应剑南东川节度使杜济恭请,到遂宁石佛寺(即广德寺前身,始建于公元年前后)任住持,为开山第一代祖师。

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年),广德寺内忽然呈现吉祥光华,见克幽禅师身坐圆光中,远近花卉,变成莲萼,人皆惊异。遂州刺史鲜于曼、代宗皇叔李朴对他特别虔诚信奉,经常参拜其座下,礼问佛学秘要,于是克幽身边弟子、学者云集。

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年),克幽禅师又奉召入京,与道士史华论义,华理屈,他更受尊崇,回川时奖赐极隆。由是学徒云集,争来寺内恭听法音和接受戒律。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六月(公元年),代宗皇帝敕改寺名为“禅林寺”,敕封禅师名“克幽”,并赐紫衣。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年),遂州大旱,井池皆涸,遂宁城乡很多人因为缺水即将失去生命,克幽禅师用慧眼在寺院西北角今“圣水井”的位置发现了水源,解救了无数生灵。德宗皇帝接此奏报,甚为感慨:大师善济黎民,莫非观世音现世?于是立即敕封寺名为“善济寺”。

唐宗贞元三年(公元年)五月,克幽禅师对僧众们说:“吾于此方缘尽,不久将行”。九月十一日,克幽禅师堂中升座,对大众说:“时至矣”。跏趺而坐遂圆寂,住世六十春秋。遂州刺史韦成武令其门徒及僧众,在广德寺南建塔,将禅师金身装龛入葬于塔中,俗称“肉身塔”,又名“舍利塔”。塔名曰“善济塔”,塔高十三层。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年),得皇帝诏令,全国掀起毁寺灭佛。广德寺善济塔也未能幸免,一夜之间变成废墟,克幽禅师舍利塔被残暴摧毁之时,塔基顿陷,瞬间变成荷塘一遍,莲花呈现祥瑞。

唐昭宗天复年初(公元年),遂州刺史(相国琅琊)王简在克幽禅师原舍利塔池中得一金钩连锁骨,上面镌刻有“观音大士”字样。王简立即奏报朝廷,称克幽禅师就是观世音现世。唐昭宗准奏,令国库拨巨资重建寺庙。

唐昭宗天复三年(公元年)四月,昭宗皇帝敕寺名为“再兴禅林寺”。

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年),真宗皇帝敕赐寺庙太宗皇帝御书《圣文神笔颂》。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年)正月,真宗皇帝敕改寺名为“广利禅寺”。同时又赐“敕赐广利禅寺观音珠宝印”一枚。

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年)六月,仁宗皇帝敕赐御书堂之门二轴。

宋哲宗元祐年间(公元——年),此时正是宋徽宗在遂宁作“遂宁郡王”时,也正值克幽禅师圆寂周年纪念,遂开始改建“善济塔”。此塔现存于广德寺大雄宝殿西边,为方形砖石结构,改建后的塔高为七层,高22米,顶部有“克幽之塔”四字。虽经千年尘风俗雨却岿然不动,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宋舍利塔之一。在康熙29年版本的《遂宁县志》中有“善济塔”改建时遂宁进士、时任安岳知县赵嗣业撰写的《克幽禅师记》和《善济塔记》。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年),徽宗皇帝敕谥克幽禅师为“慈应大师”。当年正月初八日,“善济塔”正式落成。

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年),广利禅寺僧惟靖和尚至京讲经,徽宗皇帝赐号“佛通大师”。

南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年)十月,孝宗皇帝敕谥克幽禅师为“圆觉慧应慈感大师”。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年),孝宗皇帝令敕尚书省参知政事四川宣抚使郑闻至广德寺,督建“圣旨坊”,并建碑刻记唐宋前后七次敕封年代。

明英宗正统年间(公元——年),广利寺僧无际应召至京讲经说法,英宗皇帝赐号“宗师”。

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年),广利寺住持净本上表朝廷,请敕改寺名为“广德寺”。武宗皇帝准奏,下诏赐改,广德寺名称沿用至今。更为可贵的是,武宗皇帝为了便于广德寺管理西南地区的寺院,特向广德寺敕赐“广德禅寺”宝印,此印为“四国文玉印”,这是中央朝廷对广德寺的莫大荣誉,僧侣们凭盖有此印文的通关戒牒,可通行全国乃至东南亚和欧洲。

历史上虽有很多沐浴皇恩的皇家禅林,如唐朝长安慈恩寺、洛阳白马寺、北宋天宁寺、南宋灵隐寺、明朝报恩寺等,但大都随着朝代更替而兴衰浮沉。遂宁广德寺却倍受皇恩,三朝帝王13次敕赐,这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的特例。

川中地区形成一条公里长的佛教文化走廊

安史之乱后,佛教从皇家血统转向生活化、艺术化的“民办官助”之路。从遂宁到安岳再到与之相邻的大足,形成了一条蜿蜒公里的以中国观音道场和中国石窟艺术为主的佛教文化走廊。

今天,当我们追问这条走廊的成因时,似乎就不可回避的与安史之乱(公元——年)这个历史时期产生了联系或是在时间上形成了关联。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年)古朝鲜国王三太子来华,初到长安即得到唐玄宗召见,后入川依礼处寂禅师,取法号无相。无相大师在川的三十余年间,弘扬法道,在人生暮年,再遇入蜀国躲避“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太上皇”玄宗见无相大师,也极为礼敬,是为佛缘。

前面谈到的广德寺开山鼻祖克幽禅师,为皇室宗亲,唐天宝年间(公元年)在成都拜无相大师为师,成保唐宗的第四代传人。“安史之乱”大乱时,皇朝岌岌可危,他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年),受邀入内宫讲经,以禅心安定心慌意乱中的唐玄宗三子、玄宗西逃后继位的肃宗皇帝,也是唐朝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安史之乱”平定后,克幽禅师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年)受邀出任遂宁石佛寺(即广德寺前身)住持,他及广德寺先后受到唐、宋、明三朝代皇帝的13次敕赐。克幽禅师圆寂周年纪念之际,封为“遂宁郡王”的幼年宋徽宗赵佶也曾受广德寺香火洗礼、古寺藏经熏陶和克幽禅师德能禅悟。

与今天遂宁紧邻的安岳、大足,在安史之乱后,佛教石窟文化的发展轨迹几乎与遂宁皇家禅院的兴盛之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两者之间是互存关系,还是同属于一个佛旨主领下的从属关系?目前,尚无有力的文献可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条佛教文化走廊在我国西南地区无以伦比。

安岳,年前曾隶属于遂宁行政专区。安岳,同时也是广德寺作为我国西南十方丛林主领余山中距离最近的地区,境内有摩崖石窟群落约处,计10多万尊佛雕、圆雕,有经文石窟15处、约40余万字。安岳石刻起于与今天遂宁安居交界的卧佛沟,这组巨大的群雕里其编号为50号的龛造像题记有“开元十一年(公元年)癸亥,今有普州乐至县芙蓉乡普德里弟子杨义,为确保自身的平安,敬造千佛拜身供养”的字样,这是卧佛院现存的最早纪年文字依据,开元即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正是“安史之乱”这一历史时期,偏安一隅的安岳人,为营造和谐气场,免受社会动荡之苦,造像祈福,由此展开了安岳石刻的宏伟画卷。

与安岳毗邻之大足,大规模石刻肇启也是在“安史之乱”后的年间,即晚唐景福元年(公元年),为保一方平安,官府在县城北龙岗山(今北山)营建“粮贮十年,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在北山凿造佛像,请求神灵庇护,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仕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大足全境现有摩崖造像余处,计0余龛(窟),约5万余尊,特别是伴随造像出现的各种经文、傍题、颂词、记事等石刻铭文有10万余字,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佛雕艺术宝库。

其次是同在这一地区,佛、儒、道三教合一,相得益彰,融汇贯通,互为包容,体现了“仙佛同宗、三教同源”的思想,国内的这种契合在四川地区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四川地区又尤以川中这条佛教文化走廊为代表。

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在蜀地、同在这条佛教文化走廊上的克幽禅师、柳本尊,也都作为普通人成佛、成菩萨的。塑造真实人物化身观音或佛,是让佛教更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教化民众修身养德,这与佛雕拟人化、贴近民众生活的思想是一致的。今天在遂宁、安岳、大足可见的壁画、佛像、佛雕,很多看上去似人似神,形态可掬。把佛教人物塑造成信徒与非信徒视野里的可人可神的艺术形象,既不失神佛仪容,又具有宗教朝拜的偶像,这类造像不仅在国内其他地方佛教造像里罕见,而且其造型在艺术品里更是登峰造极。

道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五千多年来,在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人的思想灵魂塑造、道德修身为核心的文化。

在这博大精深的、厚重的历史沉积带上,有“四大名片”影响了全世界——伏羲八卦、轩辕法道、老子道家思想和孔子的儒家文化,他们是中华文明的根文化,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轴。

其中,老子的道德学说,是以天地自然之理阐析人之修身和以德治国,以德证道。后世的道学者,在学习利用老子哲学基础上分出了各门各派,逐步衍生出了道教。在道教中,老子是个很主要的神仙,被称为太上老君,尊为道祖、教主。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道教,对于传承老子的思想是有贡献的,但它又主要是研究炼丹、养生、个人修行等等,这些就已经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有非常大的差距了,此道非彼道,所以老子的“道家”与“道教”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而孔子,则是以礼说道,创儒教,倡行文教。孔子创立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的政治理想是“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过去“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孔子被后世尊称为万世之表的儒家鼻祖、至圣先师(圣人之中的圣人),他的学说被后来的专制统治者大加利用,儒家礼法成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维护大一统专制统治秩序的根本保证。

孔子的理论体系,更直接作用于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在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地的“最高学府”莫过于书院。有史可考的我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书院是遂宁“九宗书院”。

遂宁“九宗书院”,始建于唐贞观九年,距今有多年的历史,比著名的岳麓书院还早多年。九宗书院位于遂宁城郊开善寺,也就是现在广德寺的山门,山间优雅寂静,古木参天。

九宗书院的创建人是遂宁唐初进士张九宗。张九宗在任遂州刺史时,注意民风,着重教化,见遂宁学宫废祀,便致力恢复,在遂宁城南原废祀学宫就基建书院,讲学其中,亲植柏樟,成为众学子向往的求学之地。

九宗书院的办学理念是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九思”来源于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学派经典著述《论语·季氏》,孔子教诲弟子做事为人都离不开以“思”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九思”之意即:

凡目光所及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弄清真假虚实,分辨是非曲直,把人和事看得通透。

凡事要多听多想,但不要偏听与轻信,不只善于听不同的声音,更应注重听得出对与错。

待人处事,不大声以色,要言语温润,胸径开阔,心态平和,处变不惊,潇洒自如。

面对他人,不论贵贱,均不得以骄傲、轻忽示人,恭从心,形于外,懂得尊敬与谦卑。

说话要言行于忠,表里如一,诚恳坦荡,实情告知,不得谎言欺世,不得愚弄于人。

做事与从业,要爱戴,不得苟且,须敬忠职守,方可获得成功,才能创造骄人的业绩。

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有疑问时,不得永远愚痴或贸然行事,要善于请教,以求得正解。

遇事要冷静,三思而后行,不得意气用事,不得莫名动怒,若冲动处置,必留祸患。

凡有所得,要合乎义理,合则接受,不合则拒之,切忌贪婪形色,见利忘义,背信弃义。

中国古代的书院与道观、佛教寺庙为什么大多都是近在咫尺或同在一个围墙之内,而且几乎都隐居山林之中,九宗书院如是,著名的岳麓书院清代前一直与湖南最早的寺庙和道观同一山麓,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也是建在山间。这是何故?

古人的建筑布局讲究气场。或许是因为这样,一是可以形成一个与天地大自然融会贯通的巨大能量气场,让学子开启彗性,开辟一片净土,远离市井喧嚣,静心修养身息,给予传播圣贤教诲,阐释道学义理,升华人格;二是只有那里才有大量藏书,方便学者借阅;三是很多庙观可以为贫寒学子提供免费用餐,享受“低保”。这样的环境与社会关爱,都是为了利于对学子们的“德”能培养。

我国自古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超乎“广告效应”之说,在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景之治”,监狱成空、吏同虚设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开元之治”,清王朝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这几个最具“中国特色”的盛世时代。

我们拥有非常稳定的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尤其是道家、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破坏。其支柱何在?是道德根文化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1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

呼吁全世界21世纪如果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年前孔子的智慧。

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以票赞成、4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纪念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诞辰的决议案,认可他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作出的巨大贡献。

年6月19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与会者建议,一定要遵循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他在论坛演讲时提出:

如果我们遵循中国哲学家的遗训,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平衡点,并成功走出这场巨大的考验。

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在经历了推翻皇帝、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抵御日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抓纲治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之后,依然回到了以德治国的轨迹上来。

佛教,在儒、道文化的土壤中植根

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67年的东汉时期正式由官方传入我国,开启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新纪元。然而如此伟大的宗教,在经历了余年的历史后,却从她的发源地印度灭亡了。

历史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宗教无法比拟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反过来又对佛教有着重要的反影响,使得佛教汉化,让佛教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

佛家与道家、儒家的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就是教人从善立德。

中国有句俗语:举头三尺有神明。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做坏事丧尽天良的人确实不会有好结果呢?

按佛教的观点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因而有前世作恶今世报之说。

从道家的角度上讲,那就是道德品质下滑、德的能量丧失、有质无形的邪恶气场笼罩了他。

而中医方面认为,那是由于心神不安、多梦、惊悸等因素作用下出现精、气、神三大系统堵而不畅,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生命在低处,灵魂在高处。凡传统的祭祀和朝拜,之所以要求绝对虔诚,是因为人们坚信,诚心三柱香,头顶三尺之上就能沟通神佛,传递信息于虚空法界!这实则是为平抑心态、调节情绪、净化思想、寄希望于未来实现最理想的效果。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现时代的人》一书中说:

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各自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影响了两三千年的社会。

释、儒、道的创立原则都是以人为本,并非神学。他们完成人类又一次野蛮与文明分界线,把人们转化过来,靠道德引领社会,靠礼仪兴邦,教化人们修养身息、累积德行。

年8月初,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讲时曝出惊人言论,称已有46亿年生命的地球将在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霍金对此解释称:

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

年前的老子也说过:

谓天母以清将恐裂,谓地母以宁将恐发。

这是说天空如果遭受污染恐怕要撕裂,大地继续破坏恐怕要发作。臭氧层空洞的不断扩大不正是“天裂”吗?海平面上升、海啸和地震频发等不正是“地发”吗?这是祖先的惊人预见。

当下全球变暖问题、自然灾害频繁问题、瘟疫肆虐问题、地下水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生态失衡,道法不自然,人类生存步入前所未有的窘境。

违反自然之理,必遭自然力量反扑。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自然法则打破,生态失衡,人类必定颠覆自我。

早在年前,道家先哲们就预料将来:

仁、义、礼三个阶段后,必然出现愚智时代。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之所以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愚智”,是因为在这个崇“智”社会里的人纯粹是靠后天人心在用事和治世,是理智与愚智永无末期的较量。

当今的高智商犯罪、环境恶化、核战争等,都是由因一些人的仁德、义德、礼德、信德丢失,导致其阴木、阴金、阴火、阴土的旺盛而致。

其实,人生是有定数的,简单的说,人生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都是有配额的。

比如富贵之人,自己太有福分了,为了平衡,就应当回报社会,多多施善,把福气分享一些出去,好让新的福分进来。

那些饮食过量、营养过剩的人,当是超过了配额,会阴阳失衡的。

而贪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那就更不用说了,违背良心,违背配额的贪欲,必被自然规律反击。

佛教之根,深深扎进儒、道土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个重要人物他们虽是在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下产生,但在最高层次的思想境界里高度统一,他们所创造的思想,是后来社会赖以生存的主要精神财富。

综上可见,道德根文化既是中华文化核心,更是佛、儒、道的深邃内涵,也是佛教在东土的立身之本。

自东晋桓温见遂州祥和安宁,感慨于衷,定名“遂宁”伊始,似乎就注定了这方土地将会与禅道缔结笃厚天缘。

千百年来,遂州子民,得涪江保障,灵泉滋润,广德善济,形成了一个有质无形的能量气场,这是人之德能、聪慧勤作和与自然神力相融的完美结合。

是为天人合一,是为遂州禅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新华社四川分社原《蜀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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