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超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此前，我们对北山火葬墓以及其出土的文物进行了介绍，着重讲了南诏占领西昌的背景故事以及火葬墓罐的一些特色。其实，火葬墓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在随葬品中出现的大量佛教饰片，反映出佛教对当时国家的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南诏的佛教思想进入凉山后，又产生了怎样的政治局面，留下了哪些历史故事，一起来了解一下。
八角纹金饰片。
以佛治邦，从西昌火葬墓看佛教的鼎盛格局
年，西昌北山火葬墓中发现了大量的佛教元素饰片，较为典型的有形态各异、随处可见的莲花，例如铜莲花片、铜皮莲花、鎏金铜莲花片等，莲花原是凡物，却因其“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而成了佛教崇奉，被装饰在许多地方。西昌火葬墓还发现了卵塔形墓幢上的仰莲、火葬罐外的莲花图案、火葬罐中随葬的铜、银莲花饰片等。除了莲花之外，有部分火葬罐中随葬有铜质的金刚杵，长7—8厘米，中间有一指环，应该是戴在手指上使用的。大多数火葬罐的底部都放置有“卐”字形铜片，有少数为铜质鎏金的，还有银质的。
这个发掘成果，再一次把考古人员的目光拉回一千多年前，凉山在南诏大理政权下，佛教大兴的种种局面。
在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掌控南诏政权时，曾经发动过多次对唐的战争，太和三年（年），南诏兵分三路入寇嶲州（今凉山）、戎州（今宜宾）、邛州（今邛崃），王嵯巅率兵围攻成都。蜀兵不敌南诏，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将欲逃走，唐王朝三次增派援兵仍然未能压制。十二月，南诏兵攻破成都，在城中逗留十余日。最初，王嵯巅致力于安抚城中百姓，便约定退兵，互不侵犯，但撤退前却在城中大肆劫杀，并掳掠蜀地工匠万余人、物资不计其数。王嵯巅亲临战场，驱赶俘虏前往大渡河边，令众人哭别故土，渡河前往南诏，几千工匠投河而死。史书记载：“自成都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为空”。
鎏金铜金刚杵。
此次掳掠给南诏带来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与蜀地不相上下，但蜀地、嶲州却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当时的西昌基本上就是一座空城，南诏带入大量移民进入，《元史》有载：“懿宗时，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当时的建昌府，多为南诏子民，统治者要在凉山推广自己的文化就方便多了，且因为移民大多集中在西昌、冕宁、会理一带，所以西昌境内发现的火葬墓也特别多。
从凉山各处火葬墓的文物中不难看到佛、道、儒、巫的文化因素，是十足的阿吒力教的产物。阿吒力教的主体是佛教，所以西昌火葬墓中佛教的元素最多。南诏大理的历代统治者将阿吒力教奉为国教，力图通过佛教密教来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佛教职业僧侣与统治阶层也紧密结合，盛行着带有浓厚阿吒力教色彩的火葬。
鎏金铜莲花片。
纵观南诏大理22代统治者中，先后有９位君王禅位为僧，再加上被迫逊位的１人，便足足有10个君王最后都当了和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当然，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在当时，佛教已渗透至整个大理国上下，全民信教不仅是百姓，统治者阶层更是甘愿舍弃江山美人而皈依佛门。这都源于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君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老百姓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君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
公元年，唐朝名将高骈行军至四川，深知唐朝已无力再与南诏开战，唯有休战和好之路，他也知世隆（景庄王）生性好强，但崇尚佛教，于是派当时著名的高僧景仙和尚出使南诏，拜见世隆。世隆从小信佛，在国内大兴佛教，一向无视唐使的世隆，看见景仙和尚，便知是高僧大德，便以礼下拜景仙和尚，演出了一段“不拜唐使拜和尚”的佳话。最终促成了唐朝安化公主嫁给世隆之子隆舜和亲之事，达成了“唐南和亲”，并派使者到成都与高骈共商此事，可见世隆是看到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痛苦，而体恤国民的，以“和亲”缓解矛盾，让国内百姓安居稳定，之后唐朝与南诏边境没有战事竟达十年之久。
也正因为大理国的统治者们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理国延续数百年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官廷杀戮之类血腥的事件，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
火葬罐中随葬的铜金刚杵，中间有一指环，应该是戴在手指上使用的。
南诏大理遗址遗迹众多，重现凉山佛教大兴的历史
凉山地区的火葬墓与云南的火葬墓其实都是一个类别。凉山地区的火葬墓带有浓厚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色彩，在西昌附近发现的火葬墓与《蛮书》和《云南志》的记载吻合。与西昌火葬墓相同的火葬墓在云南境内很多，在楚雄、昆明、曲靖、大理、保山、腾冲等地都有大量分布。云南的火葬慕无论在墓葬形制上还是在葬具、随葬品上与西昌的火葬墓都基本相同。但云南火葬墓的时代可晚到明代，而西昌火葬墓的下限却在元末，最迟也不晚于明代初期。
云南与西昌两处同类型的火葬习俗消失时间的早晚，与这两个地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有关。
明朝初年，朝廷下诏禁止火葬，西昌地区的火葬习俗在明初便基本消失了，其原因是明王朝的屯田移民，大量的汉民再一次迁入凉山，凉山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乌白二蛮后裔很快与汉族融合，放弃了自己的丧葬习俗，火葬逐渐被土葬取代。
鎏金万字形饰片。
同时，也因为凉山距离中央王朝统治中心较近，王朝的统治势力比较容易到达，而当时的云南却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他们顽强地抗衡，所以火葬习俗保持得要久一些。
南诏、大理国留在凉山的遗址遗迹不少，有西昌的白塔寺（景净寺）、罗卜惹岩画、蒙段祠、西昌近郊的火葬墓群等、经久崩乡土坎土城（推测为大理国时期城址）、佑君镇沙坪村土城、小螺髻寺遗址（螺髻山北侧），此外，唐懿宗咸通五年（年），南诏于唐嶲州治所越嶲县城外筑建昌城（西郊乡土城），于城北置三阜城，于苏祁县置笼么城（一名甸头城），于西泸县置沙野城；另还有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岩画，德昌县境内的大螺髻寺遗址（螺髻山西侧），会理县境内的白塔。
西昌白塔寺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南诏大理国遗址之一。冷登亿摄
众多遗址遗迹，都毫不意外的出现了很多佛教思想的踪迹。
至今保存比较完好就有西昌的白塔寺。南诏王世隆占领西昌后，大兴土木，在西昌城的最高处，为母亲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寺——景净寺。由于寺中的古塔通体白色，人们称它为“建昌白塔”，景净寺也被称为白塔寺。今天的白塔寺里，还保存着一块立于明万历年间的碑，上面分明写道，白塔寺系“唐宣宗朝，景庄王同皇后段氏建”。
最初，白塔寺南面有一条缓坡大道，是朝拜白塔寺的必经之路。自唐朝以来，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座座石塔，安放僧人圆寂后的骨灰舍利。大道上信男善女络绎不绝，摆摊、算命，热闹非凡，久而久之，这条大道也有了名字——石塔街。
如今，白塔寺经历几次修葺，只剩下一座孤独的塔楼，却惟有它，见证了那段西昌的血泪史。
也正是有了这些遗址遗迹和史料记载，考古人员才能抽丝剥茧为我们还原南诏大理时期，西昌乃至凉山的社会形态。
说起南诏留在凉山的遗迹，就不得不提到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岩画，这组规模超大的岩画，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南诏大理时期，凉山呈现出的彝汉文化大融合的场景，也带出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彝汉老百姓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生活画面。
铜莲花片。
昭觉博什瓦黑岩画，南诏遗迹中的经典之作
博什瓦黑，彝族译音，意为“刻有画像的岩穴”。位于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地区曾是南诏国的管辖范围，此地曾经也是唐中原内地通往云南和南洋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南诏时期与唐王朝关系密切，因此，那里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浓烈的，特别是南诏国王任用汉族人郑回为清平官，更加促进了彝汉文化的交流。
昭觉博什瓦黑岩画“南诏王出行图”手绘线图。
博什瓦黑岩画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博什瓦黑岩画自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之后，便逐渐被世人所认识。不少文人墨客还特地前去观赏，并为它留下了诗词，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也是以此为电影主题，去年5月，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西昌市文联音乐家协会共同打造的彝族舞台剧《我呼吸——博什瓦黑》在成都上演，岩画上的动人传说被搬上舞台，重现历史，深受好评。如今，网络上一搜索，就能找到许多博什瓦黑岩画相关信息，因此也有更多游客前往，一睹这宏伟壮观的南诏大理往事。
在方圆44余亩的岩画保护区里，十六块天然巨石上雕刻着平方米的岩画，岩画主题包含了彝汉两族的宗教信仰、生活画面，例如《南诏王出行图》《彝族毕莫做法图》、佛教的《四大金刚》等等，岩画具有浓厚的时代地方特色和典型的彝汉民族大融合的风格。
生动、大气，写实。当然，也有人会疑惑在生产工具落后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在此荒野之地开山劈石呢？
铜皮莲花。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其繁盛之时，而凉山自古以来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有专家推测，这两处岩画原本就镌刻于路旁，以供行旅之人顶礼膜拜。
这些斑驳的石刻岩画，镌刻着神秘的南诏故事古老的符号语言，阐释了在当时彝族文化曾和外来的佛教思想共同存在。在海拔米处的丛林掩映下，在百年苔藓的掩盖下，博什瓦黑岩画保存至今。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博什瓦黑岩画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博什瓦黑岩画是南诏进入凉山后带来佛教思想的缩影，也是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遗址，堪称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的发现不仅为宗教学和佛教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佛教的传播以及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也丰富了地方史、民族史、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