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思想影响，人民在早期形成了对鬼神“敬而远之”，不深究死后世界而注重生前的生死观念。丧葬仪式多为体现“重等级”“尊人伦”“守礼法”的礼治精神。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一情况便有所改变。
它不断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汲取养分，并随之发展壮大。
而其自身的生死皆苦、三世因果等生死观，亦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并逐渐与儒道融会贯通。
随着佛教的繁荣，也进一步影响改变了僧尼的丧葬方式，并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中土丧俗形式。
但传统的僧尼葬制，与一般意义上的丧制存有一定区别。他们的丧仪与丧制都有相应的仪式与流程，并主要以火葬、土葬、林葬、瘗窟葬为主。
那么，为何唐朝僧尼的丧葬方式如此多样化呢？
传统僧尼丧葬仪式根据僧人传记，碑铭与史书记载，唐朝僧尼的丧葬方式多以火葬、土葬、林藏与瘗窟葬为主。
其中，除去土埋是受中国传统丧俗影响外，其余都主要受古代印度与西域丧俗的影响。
具体呈现形式如下：
一、火葬。主要是指用火焚烧尸体，将骨灰聚于盒内的丧葬方法。这顺应了佛教中重视灵魂超度的思想。
佛教中把肉体看做灵魂升华的负担，因此需要将肉体火葬焚化，消除人对肉身的执念，以便灵魂去往往生极乐世界。
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便是选择在死后火化肉身，也因此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僧尼向他学习，选择以焚身方式，清净业障。
僧尼火葬后所敛起的骨灰，一般有构筑地宫起塔安置，修龛塔安葬，以骨灰塑像，或随风扬弃回归自然万物几种方式。
二、土葬。是指将肉身完整保存，以土掩埋。这也是中国僧尼多有选择的传统丧葬方式。土葬作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最普遍的丧葬习俗，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
《周礼》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
对于以小农经济为固国之本的国家，土地孕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民在土地上播种收获，开枝散叶。
因此人们自然对土地的感情十分深厚，即便在生命消亡之时，也愿意归于尘土之中。
在唐朝之前，就有大量僧尼死后埋于僧墓，刻石撰德的记录，因此唐朝仅仅是对土葬的继承与延续。
在对僧尼实施土葬前，一般习惯用棺木收敛，并在墓前立碑刻铭。此外，也有将墓与塔结合的墓塔形式。
三、林葬。所谓林葬，是指将血肉之躯施舍于开阔荒野，任鸟兽食用，待食尽后，由旁人收敛骸骨。接受林葬的僧尼主要分为三阶教与一般僧人两种。
其中三阶教的僧人会选择在其圣地林葬，并就此建立墓塔。而一般接受林葬的僧人，多以修禅背景为主，亦有师徒相授的传承关系。
一般等待僧尼们林葬之后，尸骸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收取骸骨，起塔安葬或凿石而置。
二，再次焚烧所剩余骸，收其舍利，建塔安置。
四、瘗窟葬。即在石窟中凿龛安放死者的尸体或骨灰。
其造式多样，一般会在窟外设置佛教造像，瘗穴上凿佛龛，为死者构建一个可以继续礼佛的场所，借此寄托僧尼们离世后灵魂往生佛国的美好愿景。
此外，在瘗窟埋葬中，还有一类不封门或不完全封门的独特窟龛，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林葬的变异体，或者说印度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林葬版本。
僧尼们虽不将尸体完全暴露于荒野，而是选择以窟龛方式来安置，但不完全封死的设计，也含有明显的便于飞禽走兽啄食之意。
在大唐时期，随着佛教发展的昌盛繁荣，也使得佛学盛行一时，僧尼众多。
除了埋葬方式，其埋葬地区也颇有讲究。
唐朝设置有专门供给于僧尼的公共埋葬区。
例如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的塔林，便是以摩崖龛塔的形式瘗葬僧尼。
此外，龙门石窟也是许多僧尼圆寂后的理想葬身之处。
这类埋葬区一般不讲究派系院级，任何寺庙的僧尼都可以入葬，这也是受传统聚族而葬影响的结果。
除却公共僧尼埋葬区外，还有单独的某一寺庙或某一宗派的专用埋葬区。
一般适用于有师徒传承关系的僧尼，具有明显的陪葬性质，譬如玄奘与其弟子窥基。
一些声名远播的得道高僧圆寂后，僧尼们多会在寺院内就地起塔安葬，用以庇佑守护一方水土。
譬如不空三藏的舍利塔就设在大兴善寺内。
还有一些僧尼会选择魂归故里，将自己的尸身归葬乡里。这是受到了中国传统丧制的影响，讲究归葬祖茔。
实际上，唐朝僧尼丧制呈现出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于与传统丧葬观念互相碰撞交融所导致的。
在传统埋葬思想中，以土葬为主流，因此顺理成章地催化出了一系列采用土葬、墓与塔的结合以及瘗窟等形式，中国僧尼并在其中衍生出了“全身舍利”的概念。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中国传统的古代丧葬思想中，强调“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即保存尸体的完整性，以备再生。
因此我们可以从许多出土的陵墓中发现身着衣物保存完好的尸身，譬如汉代流行的金镂玉衣，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云母，都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以便羽化成仙。
在两种观念的互相冲突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高僧在故去前留下遗嘱，希望弟子们能按其嘱托将尸身林葬荒野时，许多弟子们都面露“不忍”的情形。
佛教丧仪的世俗化道宣曾言：“僧法仪式远存出离，送终厚葬事出流俗”。
作为异域文化的佛学，其在生死问题的认知上大异于中土。但在隋唐时期，借助皇家的扶持推广，佛教得以开宗立派，并逐渐与儒学并行于世。
随着官方、僧侣和皈依者的大力推广，佛教在唐朝时已然全面渗入中国人的文化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因此唐朝的丧葬习俗也自然而然的被打上了佛家烙印。
（一）火葬的流行。
中国很早便有厚葬的习俗，并十分忌讳损伤遗体。
因此在火葬随佛教传入后，起初并不盛行，但随着唐朝佛教的逐步发展，人们逐渐对其显示出了更大的包容性。
而在民间，火葬也受到了甚至不信教的人民的接纳，其主要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对于普通贫苦人家，一般难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大办土葬。
而火葬的流程相对没有那么复杂繁琐，既可以节约农业用地，又可以节约丧葬开支，因此其慢慢成为很多普罗大众的“无奈”之策。
在瘟疫流行的灾年，将亡者火葬焚尸，亦是有效地遏除灾病进一步传播的手段。
但对于统治者而言，全新的火葬习俗不仅是改变了固定丧制葬法，其深层内涵更是体现出了佛学文化对维护统治阶级的儒家文化的冲击。
这之中体现的许多教义与观念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因此火葬习俗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
甚至在此后的历朝历代，许多统治者更是对火葬进行了明令禁止。但即便如此，也难以遏住火葬在民间的流行。
（二）七七斋
至今仍在不少地区流传的“头七”说法，便是由佛教文化演化而来。
佛教中认为，人死后，根据生前的善恶业障不同，将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六道中转生轮回。
但在转世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里，灵魂以七日为一期，寻找今后的生缘。
灵魂需要在七期之中，即四十九天内完成转生。
因此现世中的人们，需要在每逢七的倍数之日，诵经斋戒，帮助亡者广结善缘，借以助力灵魂往生善地。
因此，在唐朝时，亡者子女遵从孝道，为逝去父母亲长“做七”，已经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普遍文化现象。
（三）盂兰盆会
盂兰盆节，即今日的中元节。“盂兰”有倒悬之意，形容苦厄之感。
因此盂兰盆，便是指用来帮助承受倒悬之苦的器物，在佛教中，寓意着此具可以解救故去的亡亲不再承受苦痛，使其解脱。
因此，佛教教徒们便借此开始于每年七月十五兴办盂兰盆会，其主要目的是超度历代宗亲。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理念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不谋而合，因为它体现了传统观念中的祭祖与孝亲文化，因此一经传入，便在中原地区广受欢迎。
在佛教兴盛期的唐王朝，盂兰盆节更是为朝廷所重视。
受上行下仿的影响，当时的盂兰盆会规模十分宏大，皇家会送盆到各类官寺，贡献各种花蜡、果树等物，送行的队伍衣着华服，并伴有音乐仪仗，其场面无比恢宏。
武则天就曾在如意元年，莅临洛阳南门，参与这次盛大的礼佛法会，会上雅乐歌舞，意在突出先皇之大烈。
而盂兰盆节起初的悲苦情绪，也逐渐转化为斋僧的喜悦之情。
到了宋朝之后，随着佛教文化进一步与本土道教思想结合，原本的“超度亡者之苦”逐渐转变成“以盆施鬼”，演化为大做法会，并形成了“鬼节”之称，其内涵亦扩大演化成了救渡野鬼。
时至今日，中元节中佛教的色彩已经淡化许多，成为了主要以祭祖荐亡为主的文化风俗。
中国民间丧葬习俗中出现的诸多佛教因素，便是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与传统儒道思想融合的产物。
而民间传统的丧葬习俗更是在不同文化冲击之下逐渐走向融合，它们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消逝，反而被延续下来，甚至影响至今。
结语总的来说，唐朝僧尼的丧仪制度，整体呈现出世俗化与本土化两种趋势，这也是佛教扎根本土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外来佛教文化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与丧葬习俗，亦随着唐朝国力的发展与佛教的繁荣而深刻影响着民间丧葬，而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又将其逐渐内化为本土的丧俗习惯。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丧葬形式与观念自然也会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理性地分析民间丧葬礼俗，从而正确地认知与对待它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其更好地传递社会价值观念，为整个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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