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开始以自己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净土宗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统观隋唐时期净土思想的发展,大致有三股比较明显的潮流:
一是善导流。这一流派的开创者是北魏的昙鸾法师。道绰法师在昙鸾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称名往生的修行方式。善导则全面完善了净土宗的各种理论,并将称名念佛这一修行方式作为旗号打了出来,树立了善导流的地位。
二是慈愍流。这是由慈愍慧日法师所开创的一个净土流派。与善导流不同,慈愍派更重视观想念佛,对念佛三昧情有独钟,并且慈愍流的慧日、承远、法照之间的师承关系更为紧密,思想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因此,慈愍流也一度与善导流并驾齐驱。
三是慧远流。其实说是慧远流并不恰当,只是沿袭以往的说法而已。因为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迦才最早把慧远纳入净土宗的体系中来,才这样称呼。以迦才、怀感为代表的慧远流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净土思想的维护,表现为对各种不利净土宗发展思想的破斥。同时,该流还开创了禅净双修的新局面。
净土宗在这三种主导性潮流影响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以后净土宗的大流行创造了条件。
本文就来深度讲解,第二股“慈愍流”与第三股“慧远流”的净土思想与发展。(注:上篇净土宗:“善导”流派论)“慈愍”流派
昙鸾、道绰、善导等人所开创的道路,是一条中国净土宗的普及之路。他们的基本路线是从复杂到简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如此。实践上,将众多的念佛理论从念佛三昧、观想念佛等简化为称名念佛,也就是称颂阿弥陀佛的名号;理论上,将众多的出离道路简化为往生西方一条路。
与此对应的,净土宗中还有另一个倾向,这就是以慧日承远和法照为代表的道路。他们坚持的路线与善导等人不同,并不是那么绝对化,也就是说并不否认其他的修行方式和理论,是一种兼容性的修行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被佛教界所接受,也更容易使净土思想深入佛教内部。
一、慈愍慧日的净土思想慧日(—),唐代著名僧人。慧日俗姓辛,山东东莱人(今莱州)。慧日在唐中宗时期出家为僧,受具足戒之后,因仰慕高僧义净求学印度的经历,希望到印度学习。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慧日从海路出发,中间经过南海诸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印度。在印度,慧日广泛学习印度各派佛教知识,时间长达1年。后来,义净又到印度北部雪山一带学习了4年。前往印度的种种艰难、在印度求学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使慧日深刻感受到人生苦短,于是向印度的佛学大师广泛求教,到底哪种方式能够永脱人生痛苦。当时的僧人都向他介绍净土法门,认为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最为殊胜。
慧日接受了这种思想,后到北印度犍陀罗,在那里,慧日遇到观音显灵的奇迹,劝导他信仰净土法门,并要向大众传播。有了这样的经历,慧日的净土思想就更明确了。慧日在印度共生活了18年,在开元七年(),慧日回到了首都长安,向皇帝呈现了自己从印度带来的经卷和佛像等。皇帝敕他慈愍三藏的称号。在天宝七年(),慧日在洛阳圆寂。慧日的著述不多,遗留到现在的就更少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比较完整的只有《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的上卷。从慧日的这部著述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慧日的基本思想倾向。
第一,慧日净土思想的根基并不单单是净土宗的三经一论,而是比较广泛的佛教经典。慧日虽然是净土念佛的倡导者,但是,他的念佛不单是口称念佛,更主要的是念佛三昧,因此,他的思想体系是比较复杂的。慧日主张禅、教、律、净等并行不悖,他说:
圣教所说正禅定者,制心一处,念念相续,离于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即须策动念佛诵经、礼拜行道、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万行无费,所修行业,回向往生西方净土。若能如是修习禅定者,是佛禅定,与圣教合。是众生眼目,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无差别,皆乘以如成最正觉,皆云: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见?故台教行四种三昧,小乘具五观对治,亦有常行、半行种种三昧,终不一向而局坐禅。
这是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集》中记录慧日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慧日对其他的宗派和修行方式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在慧日看来,禅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禅宗的坐禅,念佛也是一种禅定。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确立了四种三昧修法,即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和非行非坐三昧。慧日从净土宗立场出发,认为常行三昧和半行半坐三昧就是念佛。很明显,慧日这里所说的三昧绝对不是简单的称名念佛,而是类似于慧远等人所言的实相念佛或观想念佛,其实质就是禅定。
第二,慧日批评禅宗,反对修行的简单化、世俗化。虽然慧日不反对坐禅,但他对当时风头很劲的禅宗的很多做法却不以为然。
或有出家在家男女四众,惧生死苦厌恶俗尘。或住山间或依聚落,或居寺舍或复在家,展转相传教人看净。昼则恣情睡眠,夜乃暂时系念。见世空寂都无一物,将为究竟言。一切诸法,犹如龟毛,亦如兔角。本无有体,谁当生灭?无善可修,无恶可断,心所取相及以经佛,尽当远离。但令内心安住空中,知世虚妄万法都无。虽是凡夫能如是解,此即是佛,已证禅定,已断生死,不受后有。何劳勤苦,远觅世尊。亦不假念佛诵经为出离因,即此禅定,是无为法,是可修法,是速疾法,是出离因。
除此之外诸余行门,悉皆虚妄。即如念佛诵经求生净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智慧、写经造像建立塔庙、恭敬礼拜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是生死因非解脱因。何以故。见善可修见恶可断,涅槃可欣生死可厌、誓断生死、誓证菩提,悉皆动念心有所得,着相修习虚妄分别。是有为法,是生死法,虽复勤修,不免流浪者。
以上所引,对理解慧日的净土思想很有帮助,值得认真分析。首先,慧日是反对禅宗的修行方式的。从慧日的角度来看,禅宗的这种不拘小节的修行方式是异类,无论是对思想还是实践都没有任何好处。慧日对禅宗的这种看法并不奇怪,这与当时佛教界对禅宗的排斥是一致的。其次,对于禅宗的直指心性的观念,反对净土念佛的思想,慧日也是反对的。“余颇寻三藏。推求事理。观彼向来。禅师所见错谬弥甚。违经反理乖背佛意。岂有凡夫但住空门。不断不修懈怠懒堕,而得解脱者哉。”可见,慧日在当时就已经看到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冲突,并且反对禅宗的一系列做法。
慧日的这种说法与当时的其他僧人区别不大,但如果我们将慧日的这种批评与善导一系所倡导的称名念佛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慧日的思想确实与善导等人是有很大区别的。慧日所反对禅宗的这些做法,无非是比较散漫、自由,同时对佛教的经典和佛说并不十分注重,而这些恰恰也是善导一系净土念佛思想的体现。可以这样说,既然慧日反对禅宗的这些做法,那么对于净土宗同样的做法,慧日也是不赞成的。因此,慧日才特别重视念佛三昧,将自己的净土念佛观念与善导等人区别开来。
第三,慧日还非常重视戒律。义净到印度求法,是要解决一些戒律方面的问题。慧日对义净非常钦佩,当然也受到义净的影响,对戒律很重视。比如,佛教的戒律中有不食五辛的说法,但由于这是印度佛教的产物,到底哪些是五辛,国内的佛教学者当然说法不一。慧日很重视这个问题,专门做了研究,认为五辛中只有蒜、葱、韭菜、薤菜四种,并没有兴渠,慧日认为兴渠产于当时的于阗,兴渠不是苔荽(香菜)。由此可见,慧日对于戒律是很重视的。此外,慧日对禅宗的批评除了禅宗反对净土宗的念佛和求生西方之外,对戒律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禅宗的做法,在慧日看来明显与戒律的要求不同,甚至是破戒的做法,因此,慧日加以反对。我们注意到,慧日的这一做法与善导等人也是有差异的。善导等人所倡导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因此,响应的人很多,教内有,教外的更多。人一多,就容易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那么,就不可能以严格的佛教戒律来要求。当然,对于念佛的“愚夫愚妇”就更不能这样要求了,而且也没有必要用严格的戒律来要求。慧日所倡导的净土,实际上要求还是很高的,非教内的人士恐怕不是慧日的教化对象,如此一来,用严格的戒律要求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慧日重戒律、善导不重戒律,这只是从倾向性的角度而言。
慧日之后,继承他的思想并加以发扬的是南岳承远和竹林法照。
二、承远的净土思想承远(—),唐代著名僧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承远出生于四川绵竹,俗姓谢。承远幼时与当时的儿童一样,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他逐渐对儒家的诗书礼仪产生抵触心理,不愿学习。不久,他遇到一位佛教信徒,信徒向他讲授了佛教的道理。承远对此很感兴趣,并认为是自己应该追求的道路。于是,承远就立志出家。承远先是向家乡的唐禅师学习禅学,后来又到荆州玉泉寺拜惠真和尚为师,并在此出家为僧。
后来,真和尚建议他到衡山修行。承远在衡山生活艰苦,但修行很刻苦。当承远知道慈愍慧日法师在广州弘法时,就远赴广州,跟随慧日法师学习净土法门。慧日法师告诫他要专修净土法门,不要贪多,同时,出家人应该弘法,而不应隐居独善其身。承远听从慧日的教导,重新回到衡山,建弥陀台,引导众生念佛。直到承远圆寂,衡山的念佛都是非常兴盛的,吸引了大批的信众。
承远是慧日的继承者,因此,在很多方面与慧日有相似的地方,当然,承远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承远与慧日一样对戒律是很重视的。承远到玉泉寺,拜惠真和尚为师,惠真除了是天台的学者之外,还对佛教的戒律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惠真曾经因为对佛教戒律的疑问而远赴印度求学。“进举经旨,遍览毗尼,意谓未圆,寻文果阙,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净三藏自摩竭陀还,净公谓曰:‘西方学者,亦殊宗贯,假欲诠正,如异执柯。’因悉授所赍律集,与之俱返。才二年间,罔不悬解,手绩成部,名曰《毗尼孤济蕴》。”
在惠真处,当然会了解惠真的戒律思想,并认真学习戒律。后来惠真建议承远到衡山去学习,而当时的衡山恰好是一个律学中心。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君碑》载:“中夏之人,汨于荣利,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力,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南岳律门,以津公为上首;津之后,云峰证公承之;证公之后,湘潭俨公承之。”
有了这样的经历,承远对于佛教的戒律当然不同常人。承远的这种对戒律的理解还体现在他的苦行生活中。“天宝初岁,还于旧山。山之西南,别立精舍,号弥陀台焉。草编茅,仅蔽经像,居靡童侍,室无斗储,一食不遇,则茹草而过,敝衲莫完,而岁寒自若。奉持赞叹,苦剧精至,恒于真际,静见大身,花座踊于意田,宝月悬于眼界。”承远在创立弥陀台时,条件非常艰苦,他给人的印象完全是苦行僧的面目。正是依靠苦行,承远才得到了当地僧俗的肯定,弥陀台才顺利兴建,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次,承远身上还具有神异色彩。在一般人看来,如果没有大智慧大神通,是不可能脱离世俗社会出家为僧,更不能承受非人的苦行。没有神异,身上就缺少了光环,也就不能将自己与世俗之人区别开来,更不能将自己从众多的僧人中显示出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认识下,僧人并不缺少神异,更不用说承远这样的高僧了。实际上,承远有神异表现更是事所必至、理所必然,因为神迹正是慈愍慧日一系的共同特点。如《慧日传》中记载:
渐至北印度健驮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大山,山有观音像,有志诚祈请,多得现身。日遂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观音空中现紫金色相,长一丈余,坐宝莲华,垂右手摩日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到彼国已,见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说已忽灭。日断食既困,闻此强壮。
而作为弟子的承远,也不乏这方面的描述:“先是忽告门人曰:‘国土空旷,各宜勉力。’数月而灾火梵寺,周岁而吾师解形,此盖宝去山枯,龙移水涸,‘空旷’之旨,乃明前知。”这是在他圆寂后,别人为他所写传记中的记载。从这一小段记载来看,承远是预知自己往生日期的,所以事前做了一些安排。其实,这应该是净土宗行人的一个惯例,预知生死、临死之前有异象等,这是表明他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承远生前也一定存在着类似的神异。
作为承远的弟子,法照与承远的相遇也充满了神异色彩:“永泰中,有高僧法照者,越自东吴,求于庐阜,尊远公教迹,结西方道场,入观积旬,至想傍达,见弥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启问何人,答曰:‘南岳承远,愿告吾土,胜缘既结,真影来现。’照公退而惊慕,径涉衡峰,一披云外之尘,宛契定中之见,因缘昭晰,悲喜流涕。遂执抠衣之敬,愿承入室之顾。”由此可见,从慈愍慧日到南岳承远再到竹林法照,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神异色彩比较浓厚。
再次,承远的净土思想也是建立在对其他宗派思想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早期的承远是一名禅宗的修行者,吕温的《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载:“初事蜀郡唐禅师。禅师学于资州诜公,诜公得于东山弘忍,坚林不尽,秘键相传。师乃委质僮役,服勤星岁,旁窥奥旨,密悟真乘。”这是承远早期的学佛履历,他先是从本地僧人唐禅师学习。而这位唐禅师就是资州诜公的弟子处寂,处寂追随诜公学习禅法。所谓诜公就是唐代的智诜,智诜又是弘忍的弟子。可见,从师承来说,承远是非常正统的禅宗人士。出家后的承远法师具有天台宗的背景。
承远法师虽然在禅宗人士唐和尚处寂那里学习禅法,但并不是出家人,他还没有剃度,他真正出家为僧是在湖北荆州的玉泉寺。“既壮游方,沿峡东下。开元二十三年,至荆州玉泉寺,谒兰若真和尚,荆蛮所奉,龙象斯存。历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悬会于灵受,爱从剃毁,始备缁锡,昂然古貌,森映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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