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谢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前所记日月，系依农历也。谨达不宣。音启。”
这是弘一法师圆寂前半个月，亲手写下的遗书，一式两份，内容相同。分别是留给老友夏丏尊和门生刘质平的。
弘一法师写给刘质平先生的遗书由于弘一法师是我国近代文化界的泰斗、佛教界的一代宗师，不少学者都曾对这两份遗书进行过考证、研究。
除了对其中的“偈语”各有见地外，遗书中那句“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的遗言，更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诚然，一个人怎么会提前预知自己的死期呢？这不合常理。难道真是“得道”后，便可预知生死？
我知道，此话一出，不知会有多少言之咄咄的反驳声。
弘一法师是的，许多得道高僧在圆寂前，都有令人惊奇的举止，亲眼得见者也不乏其人，但有些过度解读、甚至曲解的部分，我还是想讲出来。
近年来，本人有机缘阅读了很多关于弘一法师的书籍，受益匪浅，只不过，对于部分刊物中有关法师“遗书”的一些说法，实在令人费解，甚至曲解了佛学的根本。
为此，本人特别考证了关于这份“遗书”的相关资料，我们不妨先从遗书的两位收信人所写的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中，窥探一斑。
弘一法师年，夏丏尊先生在《弘一大师的遗书》一文中，有过这样描述：
“信是相当厚的一封信，正信以外还有附信。我抽出一纸来看，读到‘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云云，为之大惊大怪。”
在夏丏尊先生看来，“迁化”二字不可不谓触目惊心，所谓迁化就是亡故，可从没听说过“迁化者”自己为自己报道的。
在文中，夏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的怀疑，信上所写的迁化日期“九”和“初四”三个字，是用红笔写上去的，似乎有着特别的含义，又似乎不像是弘一法师的字迹。
夏丏尊先生不明所以的他急忙去翻看附信，那是一张大开元寺性长法师的信，说弘一法师已于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时生西，遗书是由他代为寄出的。
夏丏尊先生这时才得知，弘一法师原来真的圆寂了，可是，法师遗书上的“预知日期”与“迁化日期”竟完全一致，这件事令其颇为震惊。
我们再来看下另一位遗书收件人的说法。
年，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这样写道：
“迨第三次病于泉州养老院，师则以功德圆满，决心往西，谢绝医药，并预知迁化日期，曾函复夏师丐尊与余二人诀别，云‘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
刘质平先生从刘质平先生的话中不难看出，关于弘一法师曾给夏丏尊和刘质平写过“遗书”一事，确有其事。
但是，刘质平先生对“遗书”的看法，却与夏丏尊先生大相径庭。言语之中，弘一法师是因功德圆满，才预知了迁化日期。
夏刘二人，都是弘一法师生前关系最为密切之人，可为何对法师“预知迁化”一事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对于“预知死期”这种看似“不合常理”、似乎又“理所应当”的事，本人也一度无法理解。
左起：刘质平，弘一法师，丰子恺但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同时见到了两份遗书的影像，对比之下，似乎发现了答案。
诚然，这两份遗书若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任何内容上的不同。
除了开头的称谓因人而异外，还有写给夏丏尊先生的遗书中，“谢世”二字变成了“迁化”，但这也只是用词上的不同，并无其他。
然而，在写给夏丏尊先生的信的最后，多了两个不起眼的字：“又白”。以本人愚见，答案就隐藏在这两个字中。
弘一法师写给夏丏尊先生的遗书配合“前所记日月，系依农历也”这句话，再看“又白”二字，弘一法师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嘱托别人在初填遗书中空着的日期时，要依照农历，不要用公历。
我们退一步想，假设弘一法师真的可以“预知迁化日期”，为什么不在遗书清楚明白地用农历宣告自己的日期呢？
如果不是为了嘱咐他人，何必还要在遗书的末尾着重说明“前所记日月，系依农历也”呢？
弘一法师（前排）再者，夏先生曾说，信中“九”和“初四”三个用红笔写的字，并不像弘一法师的笔迹，更像是被另外一个人填上去的。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一下弘一法师信中的字迹，不难发现，红色的三个字，与遗书其他字迹的笔法风格不尽一致，更像是刻意地模仿。
当然，上述论断只是本人的一个猜测，并未得到其他见证人的肯定。
不过，数月前，当我偶然看到著名音乐家钱仁康老先生的一篇文章时，心中的疑惑顿时柳暗花明。
钱仁康先生钱先生的这篇《弘一大师临终遗墨考》发表于30多年前的一本音乐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年11月2日，我去泉州开元寺访问了当年亲近弘一大师的妙莲法师。年9月至10月间，弘一大师卧病温陵养老院时，妙莲法师随侍在侧。他告诉我，弘一大师写遗书给夏、刘两先生，是在生西前约半月。大师圆寂后，寿山法师来到温陵养老院帮助办理丧事。遗书中的迁化日期，是他仿照大师的笔迹用红笔填上去的。”
弘一法师（右）当年，钱仁康先生在古稀之年南下泉州，认真求教，为关心与研究弘一法师的人们，彻底揭开了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悬案，实在功德无量。
相形之下，不少著作都对弘一法师“遗书”的说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歪曲和神话，甚至南辕北辙。
上世纪60年代，陈慧剑先生所著《弘一大师传》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不过他的死，能预先告诉他，就不能不令人暗暗地出奇……假如说，因‘念佛功深’而‘预知时至’，遍向师友辞行，反倒足可相信……这一来，好像发现圣迹一般，世人说弘一大师毕竟是一个‘哲人’，否则他怎么知道人生最可怕的‘死期’呢？”
弘一法师更加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徐星平先生所撰写的《弘一大师》，对于弘一法师圆寂一事，徐先生的描写得更加“绘声绘色”。
大意是，一天下午，弘一法师命妙莲为自己研磨，并用尽平生的力气，凝神写下了给夏丏尊与刘质平二位先生的遗书。
而后，弘一法师从经卷里抽出两只已经写好的信封，上面是夏刘二人的地址，请妙莲代为寄出。
妙莲自是看到了信上写着“九月初四日谢世”，他怎能忍心让法师谢世？于是不肯接。在法师再三嘱托下，他才把信装进信封，送到了邮局。
弘一法师（中）九月初四这天晚上七点多钟，大师的身体已不能支撑了，呼吸异常急促。妙莲走到床前，忍着泪细看，大师已经圆寂了……
当然，以上两种说法皆为文学传记体，适当地使用一些夸张的渲染手法本无可非议，但违背事实真相、随意创造，实在误人不浅。
据钱仁康先生考证，夏丏尊先生是在年10月31日收到弘一法师的绝笔，而此时弘一大师已经圆寂18天了。
从时间上看，这封信是预先写好的，信中的迁化日期本就是空着没有写。
弘一法师涅槃瑞相想来是弘一大师自知时日无多，担心走得急，才提前写好了这两封信，并嘱托旁人按照实际的日期补写。
可见，这件事在几十年前，早已有了答案，只是，关于弘一大师“预知死期”的说法，至今依然在以讹传讹。
也许，因为弘一大师是一位“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的名士高僧，后人才以神话一般的故事来烘托渲染。
殊不知，这已经违背了弘一法师毕生追求的“真善美”和佛教的“基本理念”。
弘一法师（左）严格来说，佛教并不算一门宗教，因为它从根本上是无神论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寺庙里明明供奉着佛菩萨，不少经书中也都有“怪力*神”的描述，怎么会是无神论呢？
这个问题，无非是一个“着相”的问题。《金刚经》中，世尊早有偈言：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若是寺庙中供奉的佛菩萨像真能让信徒有求必应，何必要强调如此偈言？倘若真是拜一拜就有好运，那佛菩萨与“商人”又有什么分别？
弘一法师手书《金刚经》“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是的，一切智慧和学说，只是开悟的方法，就像渡河的筏子，既然已经渡过了河，筏子自当摒弃，若舍不得它，还要带着这个累赘走，反倒添了负担。
更何况，“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世间一切瞬息生灭，哪有什么怪力*神之说？
正如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先生在《弘一大师全集序》中所说：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
丰子恺先生是的，佛学提倡不诳语、不异语，没有必要非给弘一法师加上一个神秘的光环，他是人，而不是神。
所以，在我看来，后世为弘一法师树碑立传前，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世人眼中那位料事如神的大师从“神坛”上请下来，将其还原为“人”。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这才是弘一法师的毕生追求。而肆意捏造，盲目神化，并非佛道，只会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