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下半叶，华严学一跃成为佛教中的显学，它在社会上的普及范围及受朝廷的重视程度，都是其他诸派义学所不能比拟的。当时，盛行于北方京邑的华严学与勃兴于南方山野的禅学，成为左右中国佛学发展趋向的两支重要力量。华严学能够蓬勃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智俨弟子法藏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一、生平与著作
关于法藏（64—）生平事迹的资料较多。《华严经传记》所述虽然零碎不系统，但其内容或为法藏自述，或为身边弟子追记补续，是最直接的资料。《大方广佛华严感应传》（简称《感应传》）所述虽为标榜神异，但所反映的历史真实不容忽视。阎朝隐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简称《法藏碑》）虽然系统，又嫌太简略。新罗崔致远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简称《法藏传》）所述最详细，但少数记载与史实有出入。此为，《宋高僧传》《佛祖统纪》《法界宗五祖略记》等后出史书的某些记述，也有补前代记述遗漏或纠正一些讹误的参考价值。
法藏祖籍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故以康为姓。祖父辈迁居长安，其父受赠左卫中郎将。根据《法藏碑》，唐显庆三年（），法藏到岐州（今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内的阿育王舍利塔前，燃一根手指，以申供养，表明他树立坚定的佛教信仰。第二年，他游学终南山中的太白诸山，学习佛教典籍，其中包括《华严经》。约20岁时，法藏到云华寺师从智俨。智俨赞法藏“此贤者注意于《华严》，盖无师自悟，绍隆遗法，其唯是人”。法藏则“飱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法藏当时以童子（指未正式出家者）身份入寺求学于智俨，颇类禅宗中慧能求学于弘忍的情况。
总章元年（），有西域梵僧至，法藏请受菩萨戒。当梵僧得知“此童子诵得《华严》大经，兼解其义”时，认为“若有人诵得《华严·净行》一品，其人已得菩萨净戒具足，不复更受菩萨戒”。由此可知，法藏在智俨逝世时（）尚未正式出家。据说，智俨逝世前曾将法藏托付于弟子道成、薄尘。
咸亨元年（），武则天为其母荣国夫人追荐冥福，舍长安私宅建太原寺，同时令度僧。法藏于此时正式出家，受沙弥戒，入太原寺，以后常住于此寺。《法藏碑》未记其何时受具足戒，《法藏传》谓其“僧夏未息”。戴京曾就《法界宗五祖略记引》指出，一般认为法藏于登封丙申年（）才受具足戒，但当时他已经57岁，名满天下，于此时受大戒，“恐无是理”，因此同意《法界宗五祖略记》所述，谓上元元年（）有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大戒，赐号“贤首”。此说不知所本，但法藏成为大僧的时间较晚应该是事实。入太原寺后的几十年中，法藏的主要活动有参加译场、讲经授徒和著书立说。
《法藏传》谓：“藏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故初承日照，则高山擅价；后从喜学，则智海腾功。”法藏数次参加译场，其中与《华严》关系密切的，是参与地婆诃罗（日照）和实叉难陀（喜学）的译事。据《华严文义纲目》，地婆诃罗于永隆元年（）三月到长安，奉敕于太原寺（魏国西寺）译经，有道成、薄尘等十大德参加。
法藏以前在研究《华严》过程中，发现《入法界品》内有缺文，即前往请教。闻听地婆诃罗带来梵本，“遂与三藏对校，遂获善财善知识天主光等十有余人，遂请译新文，以补旧缺。沙门复礼执笔，沙门慧智译语”。
所补《入法界品》中脱文两处，第一处是从摩耶夫人后至弥勒菩萨前一段，中间加入了天主光等十人；第二处是从弥勒后至普贤前一段，“脱文殊伸手案善财顶等半纸余文”。法藏由此参加了地婆诃罗译场，“更译《密严》等经论十有余部，合二十四卷，并皇太后御制序文”。
实叉难陀翻译八十卷《华严》，始于证圣元年（），终至圣历二年（），法藏曾任笔受。新译经也缺地婆诃罗的补文，于是法藏不仅以“宋（实为晋）唐两翻对勘梵本”，而且“持日照之补文，缀喜学之漏处”。久视元年（），他又奉诏与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等。
除参加上述两个译场外，法藏于公元年参与了提云般若译《法界无差别论》；久视元年，参加义净译场；神龙元年（），奉诏遂与吐火罗僧人弥陀山合作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从神龙二年（）开始，他常参加菩提流支《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的翻译，曾奉命任证义。法藏数度参与《华严》及其他唯识等类典籍的翻译，掌握佛学的最新进展，有利于拓展研究视野。在华严学僧中，他是从注解晋译《华严》到注解唐译《华严》的过渡人物。
讲经授徒是法藏一生中的重要活动。他先讲晋译《华严》，唐译《华严》翻译出来之后，立即接着宣讲，前后讲新旧两经三十余遍。法藏讲经，或奉朝廷之命“承旨”而讲，或应僧众求学而讲，或应地方官吏之请而讲，有时僧俗听众达千人，对促进《华严》的流行和华严宗学说在朝野的流布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许多著作是讲经的记录稿，或是为讲经而准备。
在讲经过程中，他培养了一批弟子。《法藏和尚传》谓，他的弟子“从学如云，莫能悉数，著名者六人”，有宏观、文超、智光、宗一、慧苑、慧英。其他史籍提到名字的还有胜诠（新罗人）、惠谅、惠云、玄观、如琮等。
除奉旨讲经外，法藏还为唐王朝作各种佛教法事。垂拱三年（），法藏奉召于西明寺立坛祈雨。神功元年（），唐王朝出师讨伐契丹，他“建立十一面道场，置光音像行道”，“依经教遏寇”，得武则天“忧诏劳之”。长安四年（），他奉召至法门寺，迎佛舍利。
法藏晚年还介入唐宫廷的权力之争。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诛杀张易之、张宗昌等人，助中宗复位。中宗登基后又依靠武三思、韦后等诛杀张柬之。此后中宗谓法藏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预识机兆，诚恳自哀，每有陈奏，回既殄，功效居多”，故赏其三品官爵，法藏不受，又转授予其弟宝藏。中宗、睿宗皆请法藏为菩萨戒师。至玄宗先天元年（），法藏圆寂，唐王朝赠“鸿胪卿”。
法藏著作种类很多，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考证，现存2部，知名已佚20余部，在现存2部著作中，与《华严》有关的15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系统注解《华严经》的著作，即《华严经探玄记》（简称《探玄记》）二十卷。此书体例仿智俨的《搜玄记》，对每品基本分四门解释，即“释名”（解释各品品名）、“来意”（关于本品与其他品的关系）、“宗趣”（本品的主要思想）、“释文”（逐句解释经文）。该书的篇幅约为《搜玄记》四倍多，不少注解直接采自后者，但注重发挥，理论性更强。
崔致远曾将《搜玄记》与《探玄记》进行多方面比较，并有一个总的评价：“举要言之，《搜玄》者索隐之离辞，《探玄》者钩深之异语。隐能心索，深可力钩，十义之圆科月满。”“十玄门”是智俨的独创学说，并为以后的华严宗人所继承，自然引起重视，所以崔致远谓“十玄之妙旨霞张”。法藏没有提出任何独创学说，主要是在智俨已有学说基础上对一些小问题进行补充、修正或发挥，使整个理论更系统。
法藏无论提示经典大意还是解释某个概念、范畴或命题，总是以“开十门”论述，“十义之圆科月满”的评论比较恰当。《探玄记》是法藏为研究撰写的著作，全面阐述华严宗的教理，除此之外，他的绝大多数著作是为讲经准备的，或为回答学僧或在家信徒提问而作，有些则是由弟子整理的讲经记录。
第二类，概述《华严》内容、结构、特点以及解释经中名相的著作，有四部，篇幅都不大：《华严经文义纲目》一卷，《华严经旨归》一卷，《华严经关脉义记》一卷，《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二卷。
第三类，举例或比喻说明华严宗的教义，属于普及华严宗基本知识的著作，有两部：《华严经义海百门》一卷，《华严金师子章》一卷。
第四类，侧重论述某些方面问题的著作，有七部：《华严策林》一卷，《华严问答》一卷，《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名《五教章》）四卷，《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一卷，《华严游心法界记》一卷，《华严发菩提心章》一卷，《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一卷。
第五类，系统记述华严类典籍翻译、传播的史实和传说的著作，即《华严经传记》五卷。
上述15部著作中的大部分，是从不同方面论述华严教义，重复内容很多。大体来说，能够反映法藏思想概况、形成脉络和主要特点的著作有《探玄记》《五教章》《华严问答》《华严旨归》《妄尽还源观》等。
法藏圆寂后，其众多弟子一度活跃于京畿地区，是研究和弘扬华严学的重要力量。其中，宗一续写法藏注释唐译《华严》的遗稿，文超曾著《随闻要科自防遗忘集》《华严关键》等，慧英和慧苑整理完成法藏的《华严经传记》。
在法藏的所有弟子中，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慧苑。他常住佛授记寺，以法藏后继者自居，并被称为“上首门人”。他在《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中提出多种新说，尤其是把十玄分为“十种德相”和“十种业用”，倡导“双重十玄”。他的学说后来被澄观予以批判，在佛教界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大约与慧苑同时，李通玄系统诠释唐译《华严经》，其学说在中唐以后的华严学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性起学说的产生和完善
在法顺的著作中，就明确以“法界缘起”概括其全部理论，智俨予以重点发挥。法藏在继承法界缘起学说的同时，着重发挥的是性起学说。他把《性起品》对佛形象的叙述与《普贤品》对禅定状态的描述结合起来，用《起信论》的理论予以改造，最终使性起说成为说明世界和人生起源、论证解脱根据和过程的总理论。正是从法藏开始，性起学说成为华严宗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
（一）“性起”源流
“性起”语出晋译《华严·宝王如来性起品》的品名，后出唐译《华严》将此品改为《如来出现品》，不再用“性起”一词。澄观对此有一个解释：“晋经名性起，性字虽是义加，未爽通理……今以起义多含，直云出现。”（《华严经疏》卷四十九）所谓“义加”，指梵本原文无“性”字的对应词，是晋经译者根据该品的主要思想而创用的。又因为“起”字有多重含义，所以唐经译者改“性起”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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