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3/11/2 23:27:00
《历代释家别集叙录》，李舜臣著，中华书局，年12月出版，页，.00元中国是诗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佛的国度。陈寅恪先生说：“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演变之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又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通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影响及于诗歌创作和理论，早期如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所揭示的诗歌声律的发现与佛经唱赞之关系，后来如严羽《沧浪诗话》的以禅喻诗，都是显例。岭南因缘晚近以来，关于文学与佛教特别是诗歌与佛教的关系，虽然著述日丰，但最核心的环节，即僧诗与诗僧的本体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诗僧别集的系统整理，更是几乎处于空白，因此予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大大影响研究的深入，也就无法鸟瞰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风貌。比如禅之于诗，固深化了人们对诗歌美学的认识，拓展了中国诗的题材和表现；诗之于禅，也丰富了禅道的传释方式，进而产生了“文字禅”，涌现出大批能文擅诗的僧侣，并因着特殊的生活境遇和人生信仰，其创作呈现出不同于世俗文人的样态，堪称中国文学中的璀璨之花。不过，长期以来人们谈论古代的诗僧和僧诗，仍停留于王梵志、寒山、皎然、齐己、贯休、惠洪等唐宋作手，元明清则鲜有所及。有鉴于此，作者从局部的时空也即清初岭南诗僧群入手，以小见大，逐步展开中国古代诗僧及其别集的整理研究。从清初岭南诗僧群入手的因缘，除了近身之学的便利之外，还在于清初岭南诗僧及其别集在中国佛教史和诗歌史上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也没有像佛教这样，同商人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因此，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佛教输入中土的重要通道。冯承钧也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佛法西来，岭海先浴其光！东汉末年岭南人牟子所著的《理惑论》，是“中国阐述佛学最早的一篇文章”（罗香林语）。汤用彤教授也说，《理惑论》“充分表现五方杂处、交通频仍地方之精神”，并说“自宋世以来,广州常有出经者。可见南朝佛典多来自海上，因而每与南方佛学发生因缘也”。这也可以作为前述陈寅恪先生之说的佐证。承此渊源，岭南佛教至唐弥盛。天宝年间,仅韶州一地，虽“生齿登皇籍者仅三万一千户,而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惠能于法性寺（光孝寺）受戒弘法，开说宗旨，尔后住持曹溪，弘法四十载，不仅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被国学大师钱穆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更因其岭南特质，对于岭南佛教的发展，具有特出的意义和作用。如主张佛性无分南北，使岭南可以也得以成为禅宗的中心，为岭南佛教发展，开辟了最广阔最光辉的前景。清初岭南高僧成鹫曾精辟地概述了岭南尤其是惠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意义：“宗风西来，粤疆是即。爰及《楞严》，广州初译。五岭巍巍，斯为佛国。曹溪发源，衍于迁寂。万派千江，皆其涓涓。”成鹫也是被沈德潜誉为“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的著名诗僧；正是以成鹫、天然为代表的清初岭南诗僧团休，揭开了岭南文化史新的伟大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解，“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而岭南尤众。岭南遗民的逃禅，既有大势的影响，更取决于岭南的“敦尚节义，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为他省所未尝有”的世风。在晚明动荡不安的*局中，志士烈女活跃于南粤大地，浴血奋战和倡义抗守，蔚然成风：“陈文忠、张文烈、陈忠愍三臣振臂一呼，义兵蜂起，于时破家沉族者，踵相继也。故贰臣传中，吾粤士大夫乃无一人。”“一声长啸出红尘”，这些遗民僧往往是带着孤怀遗恨披上袈裟的诗人，天然和尚及其僧俗弟子，则开创了文学史上的“海云诗派”及“海幢诗派”，一百六十余名成员中，诗歌结集者达四十九人七十九种，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他们不仅使法门焕彩，为文学史增色，也成为文学史研究难以逾越的一环。《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对清初岭南诗僧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具体作品形象以及对作者经历、性格的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概括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及地域特色，阐述并归纳诗僧这一创作群体的面貌。不仅详尽地论述了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独特创作群体，也对掌握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状况大有裨益。别一津梁在深入研究过程中，作者深入感受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基础研究中，目录之学又是基础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作者取径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力图清理现存文献，“凡经眼一种释家别集，都尽可能地查考书志，辨明其成书过程、版本流变，记录行款、牌记和印章，摘录序跋及名篇”，集腋成裘，成此《历代释家别集叙录》。其中优长，犹需略拈数点，以资说明。所谓“释家别集”是释子创作的诗文集，也是释家文学文献最重要的载体。但自菩提达摩东来传法，佛门一直奉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诗文便落入“小道”“外学”的境地，释子的诗文集绝少进入经藏的殿堂，散佚非常严重。而幸存天壤者亦大多长年尘封于各级图书馆，学者不获寓目。文献家似乎也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