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星云大师丨大慈悲比大智慧更难得
2月6日，台湾佛光山宣布，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于5日下午在佛光山传灯楼圆寂，享年96岁。
星云大师是两岸闻名的得道高僧。俗名李国深，年出生于江苏江都，12岁在南京栖霞寺出家，拜住持志开上人为师，法名今觉，法号悟彻，自号星云。祖庭为志开上人出家的宜兴大觉寺，为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年从焦山佛学院毕业，年迁居台湾，年在高雄开创佛光山，后创办国际佛光会。他著作等身，毕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佛教交流交往，主张两岸统一以及佛教的民主化，在发展文化、教育与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成绩。
看到星云大师往生的新闻，我想起先前读到的一则故事，是著名演员郑佩佩在自传《回首一笑七十年》中讲述的一段过往。
郑佩佩早年曾是香港的“武侠影后”，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她在二十多岁正当红的时候便息影嫁人了。在经历近二十年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婚姻后，郑佩佩选择离婚，不久又遭遇破产，家庭与事业双双陷入困境。于是她误陷迷障，开始尚玄好奇，到处求神拜佛。用她自己的话描述就是：“那段日子里，我的婚姻和事业都到了尽头，周围每天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他们好像都很好心，都在教我如何可以‘起死回生’。他们帮我摆关公像、装神龛，教我如何烧纸钱、念咒语。渐渐地，我每天最忙的公事，竟变成是跟*神打交道。”
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最容易相信神通、渴望奇迹的时候，最反智的封建迷信活动往往最容易迷惑人，这与学识高低无关。很多人也就利用了人性这一弱点，借着各种“伟、光、正”的旗号行营私之事。
郑佩佩有幸遇到了星云大师，这才迷途知返，转而学习践行“人间佛教”的佛法要义，并在星云大师的主持下皈依三宝，成为礼佛居士。当郑佩佩一心想出家避世的时候，也是星云大师开导她，劝她在家修行，重拾旧业，以服务社会，弘扬佛法。
于是，郑佩佩重入影坛。在香港拍戏期间，她没有地方住，也是星云大师让她在香港的佛香精舍挂单，得以度过难关。郑佩佩先后饰演了《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华夫人和《卧虎藏龙》里的碧眼狐狸两大经典角色，再次翻红，日后成为了众多影视中的金牌绿叶，给我们八〇九〇一代人的童年留下了较深印象。
可以说，星云大师在她的人生转折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师的正确引导、救人纾困，就是大慈悲心积下的大功德。
反观有一些所谓的弘法例子，就让人不以为然乃至憎恶了。比如去年有一位故去的净土宗法师，在两岸也有不少信众，他被弟子们奉为有大智慧、大觉悟者。当年，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也是信众之一。陈晓旭退圈经商之后，罹患乳腺癌，当时尚处于可医治阶段，但却误信了这位法师所谓的医生治得了病而治不了命的说法，选择消极治疗，随后又剃度出家，不久便病情恶化，英年早逝。这件事成了无数“红迷”、“柳絮”长久的心头之憾。而在陈晓旭身后，这位法师却称她是因为“业障太重，愿力不够”才没救的。至于他常常讲到的其它种种地狱说、末世说等恐吓之辞，这里就不引用赘述了。
所以，今天读到星云大师的讣闻，我想到的是大慈悲比大智慧更要紧，特别是对出家人、修行人而言。同时，大慈悲也比大智慧更难得，特别是到了近代。佛教自两汉时西传中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本土化发展，所谓的佛法妙义虽不能说已经穷尽，但也不再那么容易提出新说，开宗立派。也就说不上谁拥有什么大智慧了，毕竟一个“大”字可不是那么容易当得的。现在的佛教人士，能熟读三藏经典，做一番有据可依的阐释，就是有大学问，了不起了。
况且，别说信仰与哲学糅杂的宗教学说了，就连纯正的儒家学派，到了近现代也推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经义。即便有两岸的新儒家出面，借用西学来阐释儒学，也不过是儒家发展的落日余晖。到了当代，蒋庆等大陆新儒家那一套就更是成了笑话，如葛兆光先生所言，简直是异想天开，什么复庙产、立国教，连共荣圈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像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般的痴人说梦。
因此，对于近世佛教的皈依信仰者、修行传教人而言，大智慧难得，而大慈悲就更加难得。大智慧主要体现在怎么说，大慈悲则主要体现在怎么做。而世间事往往是坐而论道者易，起而行之者难。
中国佛教有讲“悲、智、愿、行”的四大名山，包括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和四川峨眉山，分别是讲慈悲的大悲观世音菩萨、讲智慧的大智文殊菩萨、讲愿力的大愿地藏王菩萨、讲行持的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
星云大师开创佛光山，最早筹资建造的佛殿就是供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殿。后来他讲，“这个人，在世间上什么都能缺少，就是不能缺少慈悲。因为人嘛，爱最重要。爱的升华，就是慈悲。”上面讲述郑佩佩的故事，何尝不是大师的一片慈悲之心结的善果？郑佩佩后来不仅成为演艺圈的一位老劳模，也成长为国际佛光会的一名优秀檀讲师。看过综艺《花儿与少年》第一季的观众，想必对郑佩佩都印象颇佳，那正是她一贯学佛做人的表现。
而这些年来，大陆佛教的发展留给社会大众的印象则是光怪陆离。比如河南少林寺的商业化操作就一直饱受争议，北京龙泉寺又曝出令人惊骇的桃色新闻，南京玄奘寺竟出现供奉日本战犯牌位这等恶劣事件。就连我家乡佛头山佛山寺的某位主持，去年也被网上实名举报，陷入桃色指控，至今仍不见处理下文。这些究竟是偶发的个例，还是足以反映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问题，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对于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星云大师也曾有过劝诫，他主张大陆的寺院要和商业分开，不可以收取门票，不必提倡什么敲头钟、烧头香之类的活动。他还说：“我很希望中国大陆的佛教能够守戒，以戒为师，以戒律树立道德的形象，让佛教对社会有净化人心的功能，有安定人心的力量，能改善社会的风气，让大家都守道德，讲究人格，讲究为社会服务。”
的确，在物质充裕、诱惑重重、欲望多生的现代社会，即便是普通人也要有敬畏、守底线、讲原则，何况是受过戒的修行者呢？更要讲求持戒。当年弘一法师半道出家，便选择了戒律苛严的律宗，终成一代高僧，对世俗两界都有很大影响。
话说回来，宗教生活对很多人而言有着重要的地位。即便我们多数人是无神论者、非宗教信仰者，也免不了身边会有信仰宗教的亲朋好友，或者某一个阶段亲近宗教，这都无可厚非，甚至可能是一种善缘。但从何种途径入门，受教什么样的讲师，接受哪些团体生活，则需慎重选择。以免一旦误入旁门左道，不仅无助于改善生活，反倒徒添烦恼。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如郑佩佩这般有缘遇到星云大师这样好的引导者。
年，星云大师就曾立下遗嘱《真诚的告白》，重温其中的话语，依然可见大师的慈悲与觉悟——
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很有钱，事实上我以贫穷为职志。我童年家贫如洗，但我不感到我是贫苦的孩子，我心中觉得富有。到了老年，人家以为我很富有，拥有多少学校、文化、出版、基金会，但我却觉得自己空无一物，因为那都是十方大众的，不是我的。在世界上，我虽然建设了多少寺院，但我不想为自己建一房一舍，为自己添一桌一椅，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佛教僧伽物品都是十方共有，哪里有个人的呢?但在我的内心可又觉得世界都是我的。
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创业艰难，事实上我觉得非常简易；因为集体创作，我只是众中之一，做时全力以赴，结果自然随缘。许多人以为我善于管理，事实上我只是懂得“无为而治”。感谢大家互助合作，除了戒律与法制之外，我们都没有权力去管理别人。对于世间的一切，来了，并没有觉得欢喜，去了，也没有觉得可惜。总想，人生应该任性逍遥，随缘自在，能够与道相应、与法相契，就是最富有的人生。
我对两岸视如一家，我对世界都如兄弟姐妹，我希望把美好的因缘留给人间，把佛法的情谊留给信者，把信心的种子留给自己，把无上的荣耀留给佛教大众。但愿普世大众，都能信仰因缘果报，希望每位仁者，都能奉行慈悲喜舍，把一切的心意留在人间。
我一生虽然遭逢大时代的种种考验，但我感到人生非常幸福，我享受苦难、贫穷、奋斗、空无；我体会“四大皆有”，我感觉人生“花开四季”，佛陀、信徒给我的太多了。虽然出家，注定要牺牲享受，但其实吾人也享受了牺牲的妙乐，我觉得在佛法里的禅悦法喜，就已享受不尽了。
对于人生的最后，我没有舍利子，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只要写上简单几个字，或是有心对我怀念者，可以唱诵“人间音缘”的佛曲。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时时奉行人间佛教，我想，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怀念，也是我所衷心期盼。
图/台湾高雄的佛光山年2月6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