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福烓
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日两国相互支援。前些时，在日本支援中国抗疫物品的包装箱上，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大字，很令人感动。这八个字，从历史到现实，并不是专对扬州而言的，但确与扬州颇有关系。
关于这一段话的详细情况，载于《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使人又想起了这本书。原文是这样的：
“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唐玄宗天宝元年（），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时鉴真正在大明寺讲律。听了他们的一番恳求，鉴真便向在场大众说道：“日本长屋王崇敬佛法，造了一千件袈裟来施我国的大德僧众，袈裟边缘上绣着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说两国的山川虽然不同，却同享着一天风月，情意是相连的。自此，这八个字便成为中日友谊最好的形容。
鉴真应日僧邀请，历尽千辛万苦东渡传法，在日本辛勤不懈地传法十年，有助于日本佛教的发展提高，同时对日本的建筑、雕塑、工艺、医药、书法、文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为日本的大化改新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正由于此，鉴真被尊为“日本文化的恩人”。鉴真的东渡，还应该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向东的探索和延伸，是使盛唐时期的扬州文化走向世界的伟大创举，也是造成日本奈良时期文化的原动力。从这一角度来说，鉴真是佛教界中将中国文化输入别国而且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人。但由于鉴真的事迹主要是在日本，国内的文献记载却很少。最早的是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仅有几十个字：“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宋代释赞宁的《宋高僧传》（意为宋人所撰高僧之传，而非宋代高僧之传）有《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虽较详，也不足一千字，如今研究鉴真，主要的文献还是《唐大和上东征传》。
《唐大和上东征传》，不分卷，日本真人元开撰。元开，即日本奈良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淡海三船。生于元正天皇养老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年），卒于恒武延历四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出身贵族，少时皈依佛门，三十岁奉命还俗进入宦途。在鉴真未赴日前，曾受到先鉴真而到日本的唐僧道璿的教导，鉴真东渡抵达奈良，也曾受鉴真的化导。
元开撰写《唐大和上东征传》，有其特殊的条件，一是如上所说，曾亲受鉴真的化导，与鉴真的弟子多有来往，是一些事件的亲历者。二是有第一手材料可资借鉴。与鉴真同时赴日的弟子思托，一直追随鉴真左右，是协助鉴真筹建奈良唐招提寺的得力助手，曾写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三卷和《延历僧录》五卷，虽仅存残本，但还有不少的内容保留在其他著作中，元开的《东征传》，即是据思托的著作改写或缩写的，甚至直接引用了原文，所以内容详实而丰富。在日本观智寺所藏抄本《唐大和上东征传》中，作者署名即为“天台沙门思托与真人元开撰”，不是没有原因的。
《唐大和上东征传》最后记载了鉴真逝后的一些情况，与国内很有关系。鉴真于唐宝应二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逝于唐招提寺，享年七十六岁。逝后三日，顶上犹温，久久不能入殓，到火化时，香气满山。日本宝龟八年，日本遣唐使报告了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院皆著丧服，向东举哀三日。鉴真出家和所住的龙兴寺（原大云寺），设大斋会以为吊念。据说龙兴寺先前失火，寺院被烧，唯有鉴真过去住过的院房，完整无损。种种说法，表达了国内人对鉴真的关切与崇敬。
《东征传绘卷》（局部）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抵扬州登陆住开元寺内，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有“又于（龙兴寺）东塔院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阁题云：过海和尚素影，更中门内东端，建过海和尚碑铭，其碑序记鉴真和尚为佛法渡海之事。称和尚渡海遇恶风，初到蛇海，长数文余，行一日即尽。次至黑海，海色如墨等。”可以和《唐大和上东征传》相印证，并可补《传》文之不足。扬州龙兴寺与鉴真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东征传绘卷》（局部）
《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公元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此后以抄本流传，颇有出入。日本的第一个印刷本乃东大寺在年（清乾隆二十七年）为纪念鉴真千年忌的时候出的“戒坛寺本”。中国的第一个刊本，是民国十一年（）在扬州大明寺建立《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时所出的铅字排印本，后附日本常盘大定所撰的碑记。这两个本子均校订不精，存在不少差误。现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汪向荣校注的《唐大和上东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