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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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4/22 1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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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蒙藏两代大师法缘的旷世之作

一记罕见扎那巴扎尔风格

哲布尊丹巴像

元朝结束以后,曾经横扫欧亚的蒙古势力退缩回草原,但明朝大*也一直没有能够彻底击溃他们。经过近三百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到十六世纪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统治的草原分裂成了几个势力。被称为喀尔喀的蒙古北部地区(现在的外蒙古地区)分裂在三个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土谢图部的阿巴岱汗。阿巴岱汗因为崇慕俺达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入蒙的盛迹,特意到佛法昌盛的后藏地区寻访,终于将一位在藏传佛教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高僧迎回喀尔喀蒙古传法——这位高僧就是多罗那他尊者,他圆寂以后,转世为扎那巴扎尔活佛,并形成蒙古最大的活佛世系,被尊称为“哲布尊丹巴”——这尊精美的造像,将两代哲布尊丹巴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图1:多罗那他唐卡

多罗那他尊者(图1)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于帕木竹巴*权时期出生在后藏江孜一带,据说一岁时即言语流利,并神奇的自称是觉囊派祖师贡嘎周确的转世。其灵童身份被确认后,跟随多名大德学习显密经论,二十一岁时就住持觉囊寺,成为觉囊派的教主。当时的宗教环境,萨迦派在元朝覆灭之后势力逐渐衰微,噶举派和格鲁派分裂在后藏和前藏地区急速扩张,觉囊本属在夹缝中生存的小派,但由于多罗那他学识广博,戒律清净,待人又极为谦和平等,获得了广大信众的支持,尤其在后藏汗王第悉藏巴彭措南杰的支持下,在后藏拉孜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名为达丹彭措林寺(后在与格鲁派的争斗中被迫改名为甘丹彭措林寺)。这间寺庙如今还保留着多罗那他建造的可以和白居寺齐名的吉祥多门塔,以及后藏最重要的彭措林壁画(图2)。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寺院中,多罗那他翻译和创作了多部经论,其中的一部就是对西藏历史研究极为重要的著作《印度佛教史》,其中对印度波罗艺术,缅甸蒲甘时期的造像都有涉及(图3)。

图2彭措林寺壁画局部

图3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译本封面及简介

明万历四十二年(年),阿巴岱代表蒙古各部落,将多罗那他大师迎请至库伦(如今的乌兰巴托)供养传教。阿巴岱尊称他为“哲布尊丹巴”,意为“尊胜”,这是佛之顶严的无上尊称。史料记载多罗那他在蒙古各地传教二十多年,最后圆寂在蒙古。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年,土谢图汗王的妃子刚好生下一个儿子,旋即被确认为多罗那他的转世,继承了多罗那他的“哲布尊丹巴”尊号,史称哲布尊丹巴一世。这个和如同儿时的多罗那他一样聪慧的小灵童,3岁时候正式受居士戒,取名“扎那巴扎尔”(Zanabazar),谁都无法预料,几百年后,这个名字伴随着他的丰功伟绩和艺术成就,传扬到了全世界。

扎那巴扎尔在锡哷图察罕湖坐床的时候,喀尔喀蒙古各地王公贵族和广大牧民争先供奉财物、土地和奴仆,并用尊贵的*色绸缎将其蒙古包围绕起来,体现了他在蒙古地区无上的尊荣。成年后扎那巴扎尔远赴西藏学习佛法,他先后跟随了四世班禅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两位格鲁派至尊学习。

当时觉囊派由于坚持“他空见”的见解,与格鲁派的教法水火不容,加之觉囊的寺院又介入到格鲁派施主厄鲁特蒙古与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战争中,所以在西藏本土觉囊派的寺院大多已被五世达赖强迫改宗。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哲布尊丹巴扎那巴扎尔在漠北的影响,五世达赖建议自己的弟子改宗格鲁派,扎那巴扎尔同意了这个要求,成为格鲁派在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由于宗教上的尊贵身份,扎那巴扎尔多次充当了蒙古各部战争的调停人,并率部归清,维护了草原的安宁与和平,是清代毫无疑问的杰出*治家,也是蒙古人民真正的依祜。

扎那巴扎尔回到蒙古的时候,不仅仅带回了大量的佛经、佛像,还在四世班禅大师的帮助下集合六百多名精通佛像制作的喇嘛、画工和匠人,开始在蒙古制作佛像,他的远见卓识使得喀尔喀蒙古成为清代造像艺术的最高峰,也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继元代萨迦寺和夏鲁寺、明代丹萨替寺、清代扎什琍玛之后的最后一个高峰。

扎那巴扎尔本人具备多才多艺的天赋,曾大量亲自设计和制作金铜佛像。他吸取尼泊尔、帕拉优美的佛像造型,参考西藏和清宫的铸造工艺,创造出现在被称为扎那巴扎尔风格的独特风格。蒙古国学者C.乌恩曾说,“(他)使蒙古地区的青铜铸造技艺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完美境地”。

蒙古博格多汗宫博物馆还保留着一件扎那巴扎尔穿过的袈裟,根据这件袈裟判断他的身高有两米,极为魁梧——但是他可以在麦粒大小的物品上雕刻精美的纹饰。他以常人看来至高无上的神圣之躯,却抡起铁锤,在炽热的火炉和风箱旁捶打着铁砧上的铜块,做着以前高僧活佛、王公贵族连想也不会去想的事情。他把诸佛塑造得超凡脱俗不染尘烟,把度母塑造得优雅美丽……欧洲的收藏家将其惊叹的称之为“东方的米开朗基罗”,也有人把他称做“草原的艺术之神”。

这件铜鎏金塑像,就是扎那巴扎尔风格造像的典型代表。现存扎那巴扎尔风格造像里,以五方佛题材尤其是长寿佛比例较多,其次是弥勒菩萨、白度母、绿度母等菩萨,忿怒相和上师并不太多见,如这尊尺寸超过半米的塑像,更是前所未见。与西藏地区上师像的写实造型传统不同的是,扎那巴扎尔风格的上师造像,通常并不一定完全遵从上师实际的相貌,而更多是以“视师如佛”的观念,将上师塑成如佛菩萨一般美仑美奂的形象,无论开脸方式还是身姿比例,都严格遵守佛造像的度量标准制作。而在这种严格的形式化约束下,扎那巴扎尔风格造像并没有呈现出清代内地制式化造像的那种刻板感觉,反而因为比例的精准体现出不同于世间的神圣感。

通观这尊造像像,上师头戴双耳尖帽,这种帽被称为“通人冠”,只有精通五明获得班智达称号的智者才能拥有。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分析,扎那巴扎尔改宗格鲁派之后,异常重视对教派的正统,甚至都不愿意住锡萨迦派古寺额尔德尼召而新建专属寺院,所以现存其制造的上师仅局限于格鲁派和哲布尊丹巴相关的祖师,这尊像双手交抱而持的铃杵,表明他不属于历任达赖和班禅,而明显是哲布尊丹巴系列的造像。现存扎那巴扎尔风格的上师造像并不多见,有明确题记表明身份的更是屈指可数。通过比较蒙古国乌兰巴托甘丹德吉林寺藏的数件扎那巴扎尔像和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标注为多罗那他的上师像,以及一些有题记的馆藏唐卡以后发现,这尊造像有可能是多罗那他或扎那巴扎尔之像,或者是两者共同精神的象征。通常作为报身相塑造的多罗那他尊者施说法印,而扎那巴扎尔现金刚萨埵的姿势,两者都是以铃杵为三昧耶法器。而此尊造像以金刚总持的姿势持铃杵,很可能是代表着两位哲布尊丹巴共同的法身。无论如何,把这尊精美造像定名为“铜鎏金扎那巴扎尔风格哲布尊丹巴法像”是较为公允和合适的。

造像身躯挺拔,肌肉壮满,让人感受到蓬勃而出力量。身披袈裟轻薄微褶,贴身而覆,明显吸收了典型的萨尔那特风格对衣纹的处理方式,这也是扎那巴扎尔脱离了蒙古厚重毛毡衣物实体的一大创制。一眼望去,最吸引人的是其面容,有着典型的早期喀尔喀蒙古造像的特征,童子般的面部圆润如月,恰如在《佛说造像量度经》中所说:“如来满月面”。眼眉纤长,表情平静柔美,挺直高耸的鼻梁和小巧而上薄下厚的嘴唇,似笑非笑,都是扎那巴扎尔造像的典型特征。

近距离观察,明显可见在脸部、手部、足部等处,都有涂金覆盖,也非常符合此时期“见肉泥金”的供奉方式。

扎那巴扎尔风格造像的一大看点,是在于造像的手部刻画。传说扎那巴扎尔有一位佛母叫“宝日勒德力玛”,相貌异常美丽。但是由于扎那巴扎尔忙于传教和*务,难得照顾她,在一次扎那巴扎尔外出期间,宝日勒德力玛不幸去世,等他回来的时候,佛母的尸体已经被按照传统丧葬方式丢弃在草场之上不知所踪。扎那巴扎尔急忙四处寻找,最终只找到一只残存的右手,从此以后,这悲伤而凄美的手成了扎那巴扎尔造像中挥之不去的灵感源泉。细看这尊哲布尊丹巴像的手指,纤长柔美,似乎能从冰冷坚硬的青铜上感受到温暖柔软的触觉。

扎那巴扎尔风格造像常见两大类莲座,一种是来自帕拉造像风格的扁平较窄的齐整仰覆莲;另一种是本像采取的这种形式,尼泊尔式的宽大舒展的单层仰莲。根据故宫博物院罗文华先生的研究,扎那巴扎尔造像中尼泊尔风格,很可能直接来源于尼泊尔工匠的直接指导,这些尼泊尔工匠可能就是他在西藏学习结束后带回喀尔喀蒙古的。一个辅助的证据是喀尔喀蒙古佛像封底板上用鎏金装饰十字金刚杵的方式,就是与尼泊尔接壤的藏南地区的典型传统。

根据史料记载,扎那巴扎尔在清顺治年间开始制作佛像,并于顺治十二年()开始,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陆续派遣使臣将其制作的佛像贡入清廷。故宫中藏有七件扎那巴扎尔时期佛像,其中荐福宫大火幸存的一尊文殊佛,从莲座造型的细微刻画方式,到肌肉和袈裟的造型方式,都与这尊哲布尊丹巴像有相似可比之处(图4)。

图4文殊佛红铜鎏金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

63厘米喀尔喀蒙古故宫博物院藏

前文提到的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一尊重要的喀尔喀风格的上师像,也可作为重要参考。首博的这尊像在造型方面与本像有诸多共同之处,但扁平的芙蓉式仰莲,表明其年代稍晚,尺寸和工艺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扎那巴扎尔造像属于蒙古国的国宝级物质文化遗产,蒙古国的学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以学者Tsultem的著作《蒙古雕塑精品》为肇始,欧亚各国学者出版了一系列的扎那巴扎尔佛像研究成果,也在各国的博物馆进行了多次的扎那巴扎尔造像展,例如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都进行过相关展览。而蒙古国更是对自身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极为重视,成立了扎那巴扎尔造型艺术博物馆,收集了一些最顶级的扎派艺术品。国际拍卖市场也早就闻风而动,将扎那巴扎尔造像看作是堪与永乐造像比拟的重要品类。难怪一位研究扎派造像的学者早在几年前就和笔者感叹过,二十多公分的扎派造像就要耗资百万之巨,使作为研究者的他们也很难得一亲芳泽。

再次仔细欣赏这尊无可比拟的扎那巴扎尔风格的造像,不禁被其外柔内韧的气质所折服。面对这样一尊值得在佛教美术史上大书一笔的佳作,只能感叹造化的神奇,使我们有机会和无上尊荣的圣物、和风起云涌的历史如此接近。

文/陈百忠刘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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