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在延续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传承。关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日本的遣唐使入唐与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东渡。其实，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十分重要的纽带。与此相关，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唐决”。
扬州大明寺日本天台宗僧人将佛教教理上存在争议、悬而未决的问题称为“未决”，由入唐日僧将“未决”之文书带至中国“请决”，而中国僧人对相关问题回答被称为“唐决”。日本《续藏经》收录了六份“唐决”，这六份“唐决”分别是来自最澄与道邃、圆澄与广修、圆澄与维蠲、义真与维蠲、光定与宗颖、德圆与宗颖的问答，每份提问的数量不一，多则达三十问，少则仅有六问，回答的内容则繁简有别。“唐决”反映了日本天台宗僧人在研习天台章疏过程中产生的思考，是关于天台宗教理的疑义，同时又因为在日本天台宗内部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故而需要请求中国天台僧人予以决疑释难。“唐决”的疑问一般围绕天台教学展开，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无情有性”、“三乘之争”等当时十分重要的义理问题。
理解“唐决”的来龙去脉，离不开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三个重要人物——鉴真、最澄、圆仁。
鉴真东渡与天台典籍在日本的传播
遐迩闻名的鉴真和尚历经万险千难，六次渡海，为日本带去了完整的大乘戒律体系。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最主要的目的是弘传律宗，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鉴真在日本弘传天台宗的贡献。北京大学魏常海教授指出：“奈良时代的南都六宗时期由鉴真开创的律宗，和平安时代北岭佛教时期由最澄开创的日本天台宗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个‘一脉’，就是中国的江南佛教，特别是天台山的天台宗。”
鉴真曾经师从天台宗玉泉系僧人恒景，东渡之时为日本带去了数量众多的天台典籍，在传律的同时也讲解天台典籍。可以说，鉴真东渡正式开启了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历程。
根据日本沙门凝然所撰的《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记载：“昔人王第四十六代孝谦天皇御宇天平胜宝六年甲午，鉴真和尚赍天台宗章疏而来，谓《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小止观》、《六妙门》等也。和尚（指鉴真）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并天台宗学者也，道璇律师亦学天台。鉴真和尚在唐之时，湛然法师记章未作。”
尽管鉴真大师为日本带来了众多的天台经典，但是由于日本当时尚未有完备的律学和戒仪，故鉴真在东渡后选择以弘传律教为主，并未广宣天台教学，“鉴真和尚既传台宗于此国，而未广讲敷，先弘戒律故。”鉴真东渡日本之时年事已高，时不我待、专心致志弘传律学，因此并没有足够精力培养专门研习天台教义的僧人，也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天台传承体系。随着鉴真及其弟子的相继离世，天台教义在日本只能沉寂于高阁之上，鲜有问津者。
天台宗传承体系在日本的真正建立，最终是由与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巨匠最澄完成，而最澄与鉴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汪向荣认为：“最澄得度的时候，鉴真早已圆寂，因此并没有直接受到鉴真的教化。但最澄在天台学方面的知识，却完全得诸于鉴真的门徒，或其再传弟子；他的法系是承受鉴真弟子法进的弟子等再传而来，因此也应归入鉴真法系下。”
最澄入唐求法与日本天台宗的成立
传教大师最澄（-年）是日本滋贺人，俗姓三津首，十二岁时师从近江大国师传灯法师行表出家，开始习学唯识章疏等佛教经论，二十岁受具足戒。自幼以来在奈良的出家修行经历使最澄对当时占主导地位却日渐腐化的南都佛教深感失望，感慨“正法凌迟，苍生沉沦”。受具足戒后的最澄下定决心远离奈良，决意遁身山林，选择到比叡山上修行。
根据《叡山大师传》的记载，在比叡山修行期间，最澄精读了佛教章疏之后，深感于天台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并对天台典籍产生了由衷的仰慕：“一山在限，于是大师随得披揽《起信论疏》并《华严五教》等，犹尚天台以为指南，每见此文，不觉下泪，慨然无由披阅天台教迹。是时邂逅值遇知天台法文所在人，因兹得写取《圆顿止观》、《法华玄义》并《法华文句疏》、《四教义》、《维摩疏》等，此是故大唐鉴真和上将来也。适得此典，精勤披阅，义理奥赜，弥仰弥高，随钻随坚。”
最澄认为，当时在南都佛教中最有影响力的三论宗和法相宗都是以“论”立宗，相较于以“经”立宗的天台宗而言属于舍根取叶、背上向下，是舍本逐末的不明智之举。最澄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南都佛教颇为不满，早已有创立新宗、改革佛教现状的想法。但若想在日本引入最为殊胜的圆宗妙义，应该由派遣僧人前往大唐学习天台教义。兼之当时日本桓武天皇有意扶持新的佛教宗派，以改变当时南都佛教独大的格局。为了能够寻求天台正统师承，获得完整的天台章疏典籍，最澄希望入唐求法，从而接受正统的天台师传，于是奏请桓武天皇派遣其入唐前往天台山求法。最澄的上奏最终打动了桓武天皇，决定诏派遣最澄为“天台法华宗还学僧”前往中国求取天台教法。
延历寺内关于最澄入唐的介绍最澄抵唐后大约淹留了八个月，期间抄写佛经、注疏、记文总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唐贞元二十一年（年）五月，最澄携带所求得的天台经书章疏及法器、图像、印信等跟随遣唐使藤原葛麻吕的船自明州回国。最澄自唐归国之后，声名愈加远扬，创立日本天台宗的机缘也愈发成熟。公元年，最澄上表日本朝廷，希望能在“年分度者”之数以外，增加天台法华宗僧人的名额。桓武天皇有意扶植新的佛教势力，通过引入天台宗以促使佛教的繁荣，最终同意了最澄的建议，“为弘天台法华宗，更加年分度者二人”。天台宗自此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标志着天台宗在日本的正式成立。
最澄是深有远见之文化巨匠，他在中国搜罗抄写天台章疏之时就预想到仅凭章疏阅读恐怕难以深解天台圆义，正如他自己在阅读鉴真所携带至日本的天台三大部之时亦未能全解，故而天台教义的交流不但需要章疏的传送，同时也需要疑义的解惑答疑。最澄归日本之前，曾经向天台山国清寺座主和僧人许下愿景，在其将所学之天台圆义、所取回之天台经疏带回日本弘传宣讲后，能经常派遣请益僧、留学僧到国清寺“请决圆教深旨”，从而使天台教义能在沟通交流中的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值得注意的是，最澄对于日僧入唐研习天台“圆教深旨”的设想十分细致，交流的任务由请益和留学二僧共同完成。请益僧在中国的逗留时间较短，一般数月至一年多时间就需要回到日本，也被称为还学僧；而留学僧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可以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由请益僧与留学僧共同担负“请决圆教深旨”的使命，一方面能使中国的义理新论以及决疑答案能随着请益僧早日回到日本，另一方面又安排留学僧在中国进行长期的修学，潜心笃志钻研天台义理后再回日本。
最澄的愿景在归国后中并没有马上得以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桓武天台去世后，嵯峨天皇对于空海倍加信任，天台宗的崇高地位受到真言宗的激烈竞争，得不到皇室充分支持的天台宗僧人想要入唐求法无疑是困难重重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自年派出第十一次遣唐使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没有再次派出遣唐使，故而中日天台佛学的交流也因此停滞了数十年。
圆仁入唐求法与“唐决”的交流
圆仁（-年）是最澄的门下弟子，俗姓壬生氏，野之下州都贺郡人，被称为后人尊称为慈觉大师，著作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记录其入唐游历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
根据《元亨释书》的记载，公元年，圆仁梦遇先师最澄，最澄在梦中嘱咐圆仁“吾使汝入唐求法，但恐漂泛险浪之上劳劬危舫之中，我甚思之”。第二天朝廷果然任命圆仁为请益僧，“赐入唐请益之诏”。
当时天台山僧众皆知最澄“常遣请益、留学二僧，请决圆教深旨”的遗命，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既然圆仁被任命为入唐请益僧，无疑是完成入唐求法、请决天台教义疑问的最佳人选。当时日本延历寺僧众对于天台教义存在一些困惑，希望能够得到天台山国清寺僧人的答疑，这些问题在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被记载为“延历寺未决三十条”。
延历寺释迦堂公元年，天台僧人还学僧圆仁、留学僧圆载等人跟随遣唐的船舶使入唐求法。跟随遣唐使的船舶抵达扬州后，圆仁、圆载二僧向唐地方官衙提出请求，希望能尽快前往天台山国清寺。不久后圆仁和圆载收到来自官府的覆问书，要求二僧说明前往台州求法之后的去向。收到官府的覆问书之后，圆仁与圆载立即予以了回复，并告知前往天台山国清寺的不同初衷。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完整记载了二僧的答书：
还学僧圆仁，右，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决疑。若彼州无师，更赴上都，兼经过诸州。
留学问僧圆载，右，请往台州国清寺随师学问。若彼州全无人法，或上都觅法，经过诸州访觅者。
虽然二僧同是前往国清寺，但二僧的回答并不完全一致，圆仁是“寻师决疑”，而圆载则是“随师学问”，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反映了二僧入唐肩负之使命的不同。作为留学僧的圆载是要长期留在中国随师求学，而还学僧（请益僧）则是要为日本天台宗多年的义理疑义在中国求取天台高僧大德的决疑，并将决疑的结果尽快带回日本本山。从答覆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负责递呈“延历寺未决三十条”疑问的是还学僧圆仁而非留学僧圆载。
依照日本派遣请益僧的惯例，请益僧随遣唐使入唐后停留数月访学请法后，将随遣唐使的船舶返回日本，故而请益僧（即圆仁）完成求法任务的时间十分有限。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甚至希望圆仁不必等到官府的正式允许文书，尽快启程前往天台山。
由于唐朝官府对于外国留学僧、还学僧有成熟完善的管理制度，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的建议并没有得到中国官府的支持，官府要求日本僧人原地待命，直至获得正式敕许后方可前往天台山。圆仁等人一直等到九月之后，却依然没有得到官府的许可。朝廷于九月二十日下诏命朝贡使等赴京，但是对于圆仁等僧人前往台州的事宜依旧未允，朝廷认为“须待本国（指日本）表章到，令发赴者”。
圆仁、圆载计划入天台山之事暂时耽搁了，一直在等待官方的正式文书。直至第二年即开成四年（年）二月八日，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得判官闰正月十三日书札，称大使对见天子之日，殊重面陈，亦不蒙许。仍深忧怅者。”尽管日本遣唐大使当面请示唐文宗李昂，却依旧未能获得官府的敕许。
当圆载与圆仁于二月二十八日在楚州见到日本遣唐大使后，经由大使亲口所言方才了解整个事情的原委：
大使宣云：到京之日，“即奏请益僧往台州之事”，“雇九个船且令修”之事。礼宾使云“未对见之前，诸事不得奏闻”。再三催劝上奏，但许雇船修理，不许遣台州。蒙敕报称：“使者等归国之日近，自扬州至台州路程遥远。僧到彼，求归期，计不得逢使等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仍不许向台州。但其留学僧一人许向台州，五年之内，宜终给食粮者。”对见之日，复奏，敕全不许。后复重奏，遂不被许。
唐朝官府认为还学僧圆仁如果前往天台山请问决疑，则可能无法赶上回日本的遣唐使的船舶，圆仁未获敕许前往天台山。与此同时，留学僧圆载入天台山的请求则得到了唐朝官府的同意。唐朝官府不但准许圆载前往国清寺，而且敕令地方官府在五年内随宜供给圆载食粮。
唐开成四年二月（年），来自唐朝*府的敕许决定了圆载和圆仁截然相反的命运，“圆载禅师独有敕许，往留台州。自余皆可归本乡。又请益法师（圆仁）不许往台。左右尽谋，遂不被许。是以叹息。”承载着赴天台山请决“延历寺未决三十条”重任的圆仁不得不把相关书函以及日本太后所赐袈裟转交给圆载。“大座主寄上天台山书一函并袈裟及寺家未决、修禅寺未决等，并分付留学僧既了。”
圆载与圆仁在楚州分别，获得中国*府敕许前往台州的圆载与同伴前往扬州，后从扬州径直前往天台山。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二月）廿八日，斋后，留学僧并傔从二人与勾当王友真驾船向扬州发去。惜别，惆怅。”尽管作为请益僧的圆仁地位要高于作为留学僧的圆载，但是囿于唐朝*府只允许圆载前往台州国清寺，故只能由圆载完成最澄的遗命。圆载抵达台州后，分别向禅林寺广修、国清寺维蠲递呈了“延历寺三十条”等疑问，请求予以决疑，尔后获得了中国僧人决疑。
与此同时，圆仁虽然将前往天台山请决“延历寺未决三十条”的使命转交给了圆载，但是并没有放弃“请决圆教深旨”的初衷。
圆仁入唐的身份是“请益僧”（还学僧），仅有在中国短期访学的资格，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以及自身的求法心切，圆仁在中国多地求法巡礼，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开成四年（年），圆仁在乘船归国的途中因遭遇风浪漂流至山东，最初在文登县赤山法华院住锡了一段时间，后前往五台山、长安等地。
法华总持院东塔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圆仁于唐开成五年（年）五月十七日，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递呈在五台山大花严寺的志远和尚。志远是天台座主，对于最澄入唐求法之事有所了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志远和上自说云‘日本国最澄三藏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史陆公自出纸及书手，写数百卷与澄三藏。三藏得疏欲归本国。’云云。”便问日本天台兴隆之事。
不过十分遗憾的是，虽然志远对于日本天台宗十分感兴趣，但是并没有回答圆仁递呈的疑问。
前文所言，与圆仁一同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已经得到了唐朝官府的敕许，前往天台山求法。圆载已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提呈国禅林寺僧广修，广修对此三十条已经进行了回答。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志远虽然身在五台山，但是对于广修已经决释“唐决”一事早有知悉。故而当圆仁希望志远对三十条疑问进行回应时，“远和上云：‘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不肯通也。”志远和尚以天台山已有明确的决释为由婉拒了圆仁的请求。
唐开成五年五月十八日，也即是志远和尚婉拒圆仁请求的第二天，圆仁在日记中写道：
“赴善住阁院主请，到彼断中。仍见从台州国清寺将来书。先于楚州付留学僧圆载上人送天台山延历寺未决卅条，国清寺修座主已通决之，便请台州印信，刺史押印已了，修禅寺敬文座主具写送台山弘天台诸德。兼日本国无行和尚送天台书，及天台修座主通决已毕，请州印信之书，台州刺史批判与印信之词，具写付来。”
圆仁在巡礼五台山后前往长安求法，十分巧合的是，广修的弟子宗颖当时也在长安醴泉寺。根据日本僧传《元亨释书》的记载，圆仁受“右街醴泉寺宗颖止观，颖者，智者八代之高弟也”。
圆仁入唐之后又收到了日本延历寺德圆和光定派人送到中国的疑问十条与疑问六条，这两份“未决”是圆仁入唐之后被送至中国的，交圆仁呈送中国僧人决疑。
由于圆仁未能前往国清寺，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将德圆和光定的“未决”递呈长安醴泉寺的宗颖，由宗颖对相关问题予以决疑。宗颖受教于天台宗座主广修，这可能是圆仁在不能面请天台山僧人决疑的情况下所作的灵活安排。可见日本天台学僧对于“唐决”的询问对象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圆仁在长安的后期遭逢了唐武宗的排佛运动，万般无奈之下以假还俗为代价，携带着“唐决”离开了长安，辗转多地，于公元年返回日本。
随着圆仁的归国，承载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珍贵文献——“唐决”也被带回了日本，影响深远。“唐决”对于中日天台宗的意义可以说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来自中国的“唐决”不但为日本天台学僧答疑解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天台宗在义理上的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天台僧人对于义理的分析和疑义也促使中国天台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