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19日15:00，“考古新视野”青年学人系列讲座第十场在线举行，主题为“圣物制造——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研究”，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于薇主讲。
于薇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为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佛教艺术，汉唐物质文化与艺术史，亚洲艺术、宗教与文化交流。于薇聚焦佛教公元5~9世纪舍利供养活动及其遗物的诸个案例，从舍利容器的器物形制、装饰图像及展示仪式等层面解读佛教艺术中的“圣物制造”，揭示其中物质及视觉媒介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反思佛教舍利供养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呈现亚洲视野下中国佛教舍利供养与域外传统之复杂关系。于薇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为专著《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舍利，在汉文佛典中又被称为“实利”“设利罗”“实利罗”，这些名称音译自梵文或巴利文。通常是指佛陀或高僧圆寂火化后的结晶物。佛典中，舍利往往被描述成芥子状，就是“种子”的样子，佛典甚至提及舍利可以用沙石珠玉等来替代。现实考古发现中，我们所见的舍利也都是一些微小的结晶物或粉末颗粒，其实肉眼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然而，在历史上，盛放舍利的容器愈加繁复、精致。往往是以特殊的材质、复杂的组合，以及精美的装饰来提示或赋予其内圣物的神圣性。陕西临潼唐代庆山寺遗址出土的一组舍利容器，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舍利本身在这组套层结构中看起来十分微小，层层包裹的容器却愈加华丽，在最外层的这件石刻之上，减地阴线刻凿了非常绵密细致流畅，细节信息丰富的图像。所以，舍利容器和舍利的关系就像是，我们如何以一种可见之物去表现那些不那么容易看到的神圣存在。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史及物质文化研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换言之，当我们确定，舍利容器证明了舍利的存在，或者说舍利的神圣性借助于舍利容器、舍利供养品以及围绕这些圣物展开的仪式而获得。那么这就会给我们研究舍利崇拜这一问题带来新的视角。由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将考古学上分期分式的类型学问题，转换成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每个时期构建舍利神圣性的方式有所不同，那这些以舍利为中心的物质文化、视觉图像与宗教仪式如何在中古时期具体的舍利崇拜活动发挥作用，或者说它们如何构建舍利的神圣性，就是这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要提及的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化。
以往我们对佛教舍利信仰或者佛教舍利容器形制的讨论采取的路径，认为它与佛教在中国的出现与佛教传播同步，尤其它属于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过程的一部分。体现在容器形制上，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舍利容器从中印度到犍陀罗地区是以这类罂坛状或圆盒状为主，到唐代高宗时期，棺椁形制的容器出现，标志着佛教舍利瘗埋已经中国化。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北魏兴安二年的舍利容器反而是一个盝顶方形的形制，这并不常见于印度或中亚。大约隋初河北一带出现看起来与犍陀罗地区舍利容器非常接近的弦纹深腹圆盒，在同一个地宫中我们还看到，有宋代瓷质盒子，在模仿早期域外风格。通过后面提到分析的个案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各个时期的舍利信仰实践而言，印度及中亚地区的舍利供养方式一直都是重要的参照对象，对其抑或模仿、抑或有意回避，又或视之为理想，所以如果我们以亚洲地区的佛教为背景，所谓舍利供养的中国化，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而在具体的历史或宗教语境，出自每个时期对“天竺之制”或西域制度的不同接受或改造方式。
最后，第三组关键词就是瘗埋与示现，这里我们从佛教史的角度看一下情况，最早的舍利瘗埋遗物出现在中印度地区，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我们看到它往往放置在佛塔覆钵体的中心或附近，瘗埋起塔是一种纪念或供养的方式。然而，稍后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发展出另一项舍利供养活动，就是舍利的示现，它是把舍利从塔里拿出来，在一定仪式中展示。犍陀罗地区浮雕石板呈现的就是祠堂形的佛塔，我们看到它的门是微微开启。所以，我们可以把舍利供养看作是一系列的宗教行为的综合。就过程而言，将舍利瘗藏在佛塔之下或塔内，是一系列舍利供养活动的中心。但是，舍利并非总是被秘藏在塔里面，它经常被拿出来、被观看。而当它一旦被拿出来，参与到一定的仪式，那么它就跳出佛寺空间，与更广阔的*治与城市空间产生关联。瘗埋与示现同是贯穿中国的佛教舍利供养活动，所以这本书就是把二者综合，以此勾勒中古佛教舍利供养更为宏观的历史图景。
这本书的写作线索，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