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什么时候治疗白癜风合适 http://pf.39.net/xwdt/210618/9079465.html对照中西文化特别是思哲领域，有心者会有趣发现，两者在许多反智主张方面竟然不谋而合，如中国的老庄和西方的《圣经》。
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而庄子不仅说“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还借助轮扁的故事认为书籍不过是“古人之糟魄”。
而《新约·哥林多前书》里圣保罗则在公元1世纪，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上帝“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只因“人的心机越重，知识愈丰，也就会离神越远”。
在这条道路上，后来中国的禅宗则走的更远，它提出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主张，甚至把“不立文字”作为禅宗修持思想。
为了寻求法统上的支持，甚至还编排出了“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宗教故事。故事很精彩，可很遗憾这个故事仅见于《五灯会元》禅宗语录和《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而后者却早被证明是伪造的经书。
图：佛祖拈花
同时，我们审视历史上禅宗源自达摩的传承路线，以及结合佛教流出印度，渐次东传的轨迹来看，禅宗的“不立文字”，强调顿悟的反智主张，似与印度佛教相违，反而更具中国气质，与老庄思想相近。
所以范文澜说“禅学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麻天祥甚至说“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老庄”。
汤用彤先生曾经在著作中考证出“不立文字”说法，实是慧能后世子孙伪造。而六祖慧能也在《坛经》里明确表示对此说法的批驳：
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由此看来，禅宗的祖师爷慧能是明确反对“不立文字”的，而慧能在《坛经》里的说法，也都是让大众能够听得懂的，并没有如后世“南泉斩猫”、“百丈野鸭”那样抽象神秘，不知确指。
可由此假若说禅宗“不立文字”，全系伪造，故作神秘，却也与史实相悖。其实禅宗的“不立文字”主张，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印度大乘佛教经典里是能找到思想渊源的。
一、“不立文字”说有其印度佛教思想渊源
早在慧能之前的印度佛教里其实早就有这样的思想渊源，比如被称为“第二代释迦”的龙树，他在《中伦》里就将佛陀说法分为“二谛”。
一类是“俗谛”，这类知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普通人也能借助生活常识来加以理解。而另一类则是“真谛”，是世界终极真理，这个就不能以常识和语言来理解了，要借助“观观”，勉强说依赖波若智慧才能真正理解。
龙树还说“俗谛”是探求“真谛”的必要条件，学佛者既不能只看“俗谛”，也不能抛弃“俗谛”，径取“真谛”，应该坚持“中道”。
图：龙树菩萨
而他的弟子提婆，相对于老师说理的偏重抽象，则说得更为浅显：那就是“俗谛”是假有，“真谛”才是“真有”。而用语言能够说出来的佛法，都是“假有”的“俗谛”，至于“真有”的“真谛”，则非语言所能表达。
如果用我国《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理解提婆的话，实在恰当不过了。那么这里老子的话也就是“俗谛”，至于佛法“真谛”到底是什么，就像老子所阐述的大道一样，则为仅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了。
这点禅宗的马祖道一也明确认同，马祖就曾亲口说研习禅宗人走的都是提婆路线。马祖本人更是在慧能之后，将宗风大振。
图：慧可安心
对此说明更为直白的例子是大乘经典《金刚经》，佛陀明确对文字所传达意象进行“破相”：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佛陀还曾经以乘筏渡河为例，说过了河就应该把筏子舍弃，那么承载佛陀说法的文字内容，也是“相”，不可执着，则也在舍弃之列。
由上述说来，禅宗之“不立文字”不仅在印度佛教能够朔源，而且还与中国的老庄思想也暗通款曲。
二、“不立文字”主张又有与禅宗早期传法相悖之处
虽然“不立文字”的主张，在印度佛教里有其渊源，但审视禅宗自达摩创立以来，无论传法途径，还是论说主张，都有与此理论相悖之处。
首先，如初祖达摩传法就并非全然不立文字。达摩留有“入道四行”和四卷“楞伽经”传与二祖慧可。并且达摩之后的禅宗祖师，也都留有大量的经文注疏传世。
图：达摩
而在《续高僧传》里还同时记载，慧可与弟子们不仅努力研习《楞伽经》，而且还严守戒律，“兼奉头陀”。
其次，作为早期禅宗法本的《楞伽经》，也并未完全否定文字。源出印度作为禅宗早期法本的《楞伽经》，虽然承认一切二乘与诸菩萨有二种“宗法相”，即“言说法相”与“宗趣法相”。两者相通、相异且并存，可并没有达到要完全抛弃文字地步。如：
若不说者，教法则断，教法断者，则无声闻、缘觉、菩萨、诸佛。
可见《楞伽经》的确没有因文字着相而要彻底抛弃文字，反而主张语言文字是修正借助的必要手段。
那么既然禅宗初祖们主张不抛弃文字，为什么又后来演化出“不立文字”呢？学者认为这主要由下列三大原因构成。
三、禅宗“不立文字”主张成因探究
1、佛教繁琐教义进入中国，有适应本地化翻译趋简的需求
原始佛教经典随着印度早期教派不断分裂，各派学说加在一起本就已经卷帙浩繁。而后来随着大乘教派系列经典的出现，佛学理论和佛学著作更是变得车载舟装不可胜数。
同时，印度佛教讲求因明论辩，逻辑性十分强悍，不少论辩活动甚至是以当场论辩定人生死。这种情形甚至都沿袭到了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时，法师的无上地位，还是在曲女城通过与包括佛教徒和外道在内的超过五千受众论辩来确立的。
图:玄奘曲女城大会
这些论辩活动的多面性和延续传承的历史性，也决定了佛教教义必然繁琐多义。而中华文化却历来注重实用性，崇尚大道至简，特别在逻辑方面存在硬伤，多以譬喻说理，这点我们看先秦诸子经典，体会尤为直接。
那么中华文化在接受佛教理论过程中，难免会在文化和语言表达上，与印度佛学原典产生某些文化或者情感冲突。
如有些人基于儒家要义标准抨击佛典繁琐，不及儒家言简意深：
夫至实不华。至辞不饰。言约而至者丽。事寡而达者明。故珠玉少而贵。瓦砾多而贱。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非一人力所能堪也。仆以为烦而不要矣。
也有人更是以道家俭朴主旨来对浩繁佛经加以质疑：
夫事莫过于诚。说莫过于实。老子除华饰之辞。崇质朴之语。佛经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辞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
这些质疑和争论，现实中确实直接影响了那些翻译佛经，引进中国的高僧们，致使他们翻译时尽量删减重复，力求达意。
如支道安在《道行经序》中多次提及“删削复重”“斥重省删”思想，且对朱仕行删除3/4原文而译出的《放光品》大家赞扬“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
那怕极其重视戒律的他，在面对《比丘大戒》原本时，仍“嫌其丁宁，文多反复”而命弟子进行删削“斥重去复”。
由此可见，早期佛典之翻译理解，因中印文化特性冲突，势必采取了删减意会的主张，那么这就为后来禅宗之意会“顿悟”，提供了相关基础。
图：竺道生说法顽石点头
而竺道生，后来果就反对“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而后来提出“顿悟”主张，这对中国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2、中国老庄思想的交融激荡
首先，佛教早期进入中国时，老庄思想已经对中国国民思维影响深远，况同为玄学，老庄思想当然也会对早期说法的高僧们产生交融。
如《高僧传》记载，支道林对《庄子》的理解，就十分深刻而独到；庐山慧远更是“尤善老庄”，讲经时遇到听客不明经文奥意时，经常援引《庄子》，效果很好，结果往往是“惑者晓然”。
竺道生则走的更远，不仅经常援引魏晋老庄玄学解经，而且还感叹“象以近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这种思想已经不止囊括老庄，甚至直通《周易》了。
其次，老庄之反智思想，特别是对人类文字知识的质疑和批判，对佛教传播也产生激荡。
老庄对人类智慧的怀疑是毋庸怀疑的，其著作中处处可见。
如老子“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可道，非常道”；而庄子则借助轮匾来嘲笑桓公所读书为“古人之糟粕”，人们的语言更是有其明显的限定：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那些高僧们随着对老庄思想熏染日深，老庄思想中的反智部分，很容易和龙树、提婆的“二谛”主张相融，这就对佛教传播的破繁化简，不再执著文字，只通意会的主张提供了成长温床。
如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就承认南禅思想与老庄精神文化特质密不可分。美国学者默顿更是说：
庄子思想和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是唐代的禅宗……庄子所代表的那种思想文化使得高度思辨的印度佛教变成幽默、反偶像、完全实践的佛教。
此外，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同出禅宗一脉的神秀北宗，他们并没有如南禅那样，受老庄思想影响那么直接和鲜明。这恐怕也与斯时，对比北宗所在的北方，中国南方更深受老庄思想熏陶密切相关。
图：北宗神秀法师
而经过老庄玄学反智思想的不断激荡催化，佛教原有的探求“真谛”的波若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一面逐步走向“不立文字”外的意会“顿悟”，另方面则进一步强化了禅宗南北宗派的分化。
3、禅宗修持破文字名相的实际需要
《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传承佛法的文字理论，流传中也存在演变为名相化的事实。这也让早期历代禅宗祖师苦恼不已。
如慧可就曾对此表达深深的忧虑:“每可说法，历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合可悲!”为此慧可在传教中就“不拒文字”“专附玄理”。
而作为文盲的六祖慧能，竟以超越常人之智慧和悟性，不仅得悟真谛，而且被弘忍大师传予衣钵。这件事更是足以对那些穷究佛典，毕生刻苦修行的“教授师”和普罗大众，产生出了强烈震撼：原来成佛可以不必穷究经卷佛典，关键只在于内心之顿悟。
慧能在世时，说法也浅显易懂，没什么玄虚妙奥，也许还不曾料到后世子孙却在破解名相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如马祖道一就曾说：
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纵饶说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纵说不得。其心亦不减。说得亦是汝心。说不得亦是汝心。
相对于马祖，之后的德山宣鉴则开始“呵佛骂祖”贬斥经教了。如他在某次上堂开示中说：
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自救不了。
德山之后的禅宗佛子们，更是留下了无数“当头棒喝”、“呵佛骂祖”的禅机公案。
图德山宣鉴
这只因为慧能之前的禅宗，在破解名相道路上已经基本扫清了理论障碍，而后世子孙则只能在修行方式上着手了。
各种费解的公案怪行，无非是的切断人正常的逻辑思路，免得陷入名相境地，从而达到佛法上的“无念”“无常”“无住”状态罢了。
可从另方面来看，南禅的种种公案怪行长此以往给人印象，何尝又不是陷入另一种名相之内呢？
四、总结
禅宗“不立文字”的反智主张，并非无源之水，在印度佛学思想里确有其源头，而且还和我国先秦的老庄思想存在共通之处。
又因在佛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要适应中华文化和民族思维，需要简练概意。特别禅法是在中国南方盛行的老庄思想的激荡之下，相互交融弥深。
此外，六祖慧能以自身传法经历，加之禅宗破相的实际需求，导致慧能后世子孙终于提出了“不立文字”的修行主张，而之后的禅宗凭借种种公案话头，则越发超越“俗谛”，让常人百般费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