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安国寺遗址的密教石像考
敦煌研究年第4期（总第80期）金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内容摘要：安国寺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一批密教石像，至今对佛名有多种称说,较为混乱。本文重新考证佛名.简析教理和风格并考证其雕刻时代。
年西安市西北隅出土了一批残损的石雕佛像，共11尊。据考证，这一带原是唐长安城长乐坊故地。此地当年有安国寺，这些石佛像应是安国寺旧物，可能是唐末灭佛法难时被破坏而瘗埋的⑴。
这批石像的佛名，历年出版物有诸说，现重新考证并谈及相关问题。
一诸造像的尊名
1.宝生佛白大理石高66cm（图版19）
佛妆像，头部失落，袒右肩大衣，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握拳持大衣角举于左胸部,结珈趺坐大仰莲座，束腰部雕7匹有翼卧马，赤鬃，台座形制罕见。此像有马鸣大士⑵、日天子⑶、宝生佛⑴诸说,余以为宝生佛为是。
马鸣大士，中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传》云马鸣为佛灭后年出世的大乘论师，有月氏王以7匹饿马请师说法、马垂泪听法而不食草故事，马解其音，故名马鸣⑴。此佛座的马恰是7匹，与典故之数相合。
此尊石像是佛装束，不是僧装,且飞马位于台座，属生灵座，故马鸣大士之说似为不妥。
又有据此像似乘飞马，故认为是日天，即苏利亚太阳神。乘两轮车或马车遨游太空之日天在克孜尔第8、17、34、38窟，森木塞姆第50窟，库木吐拉第23,46窟，莫高窟第窟，这些石窟壁画上均有多幅表现，一般都作菩萨、天人形象，佛装束者偶有一二，极罕见。克孜尔第17窟为交脚的天神形象，左右有两匹奔马。《秘藏记》记其两手各持1朵莲花，乘坐4马车，日本的图像即如此⑹（图版20）。日天图像之马有2、3、4、5、7、8匹，样式自由丰富,不过是乘马车遨游于天空的天神而已，一般只作壁画的配景。作为单独大型日天雕像没有先例可证，也没有如此隆重单尊雕刻日天在寺庙里供奉的必要，故日天子说也不可取。
宝生佛是密教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佛之一，在金刚界曼荼罗中位于南方，唐中晚期后大量出现，主财宝，故右手施与愿印，表授予。马座是宝生佛的专用座，所谓“诸世间尊贵吉祥，无先于马，马有慧用，世以为宝，宝生佛为灌顶法王，以之为座，于灌顶表具吉祥也”㈤。
坐骑为马的宝生佛在历代汉传佛像中所见甚少，惟可注目者是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第三层内有四尊坐佛，分别位于东、南、西、北方，当为阿阕、宝生、阿弥陀、不空成就等四佛，没有出现大日如来。这是以塔代表毗卢遮那佛，即佛之法身，四佛趺坐于大仰莲上，八角形台座。东方阿瓦佛的束腰部各壶门可见卧象，西方阿弥陀为孔雀座，南方宝生佛为马座，北方不空佛为金翅鸟座，坐骑数目，据残迹分析，当年各面壶门内都是八只（匹），现有缺损。
这是辽代宝生佛像坐于马座之例，马为八匹，安国寺像是七匹，可见坐骑数目并无一定，是根据《金刚顶经》的广义而来的。汉传佛像马座的宝生佛像颇为少见（图版21）。
西藏佛教中的金刚五佛偶见有坐骑的。拉达克地区可以见到，如13世纪的岩画金刚五佛，可清楚地看到立像的莲花座下有象、马等展」（图版22）。斯瓦特的铜铸阿园佛台座上也可清楚地看到三头立象㈤。
安国寺佛像从手印和坐相上也可证是宝生佛像。《守护经》云：“复于南方面向北坐，亦作如上金刚结珈，端身正坐，左手前执衣两角，右手仰掌，名满愿印，此即宝生如来之印。”又云：“常以自作金刚结珈，谓以右脚压左膛上，端身正坐。”㈤安国寺佛像的手印和坐势均与经典相合，可知为宝生佛像。
近年发现的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宝函，右侧面宝生如来趺坐于大仰莲座上，右手作与愿印，左手握拳置脐下，与不空译《大乐金刚萨埋修行成就仪轨》“其身黄色，左手握拳，持衣角置于胸前，右手作施与愿印”相合。宝生佛周围是金刚宝菩萨、金刚光菩萨、金光幢菩萨、金刚笑菩萨四亲近眷属（图版23）。
金刚五佛之一的如此高大的马座宝生佛的发现，意义重大，它是唐代长安密教的遗物，由此推知，当年安国寺可能不止单独供奉一尊宝生佛，依据密教教理，应供奉以大.日如来为首的阿樹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阿弥陀佛及其眷属诸尊，惜散失不群了。
2.文殊菩萨白大理石高76cm（图版24）
菩萨高束发，冠正中有方形宝饰，身饰项圈、花环，肩搭帔帛，金刚跚趺坐于束腰大仰莲座，左手持莲花,莲中托经箧。
此像历来称为虚空藏菩萨，不知何据。从其手持莲花及其上经箧可知，应是文殊菩萨，经箧和宝剑是文殊菩萨的标帜。不空译《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中有“即于坛心画曼殊室利菩萨，作童子形，右手持金刚宝剑，左手持摩诃般若梵箧"此像右手残缺持物不明，但左手莲上经箧幸存（图版25）。
若定为虚空藏菩萨，《秘藏记》说胎藏界之虚空藏：“左手持莲花，上有如意宝，右手持白拂。”又说虚空院之虚空藏则“左手持开莲华，上有如意珠，右手持宝剑”，均说左手持莲花上有如意宝、如意珠，没有言经箧，可知此像不是虚空藏菩萨（图版26）,应为文殊。《秘藏记》是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留唐时所记，正当唐朝密教盛行之时，所记是亲眼目睹的，至为可靠。
3.金刚手白大理石高71cm（图版27）
忿怒像，双牙上出，火焰形逆发，红色，袒上身，肩搭帔帛，右手高举金刚杵，趺坐于岩座。此像有随心金刚⑵、金刚童子⑶、金刚像⑴诸说。
随心金刚之名也说得通，此尊又称金刚随心菩萨，是降服诸夜叉之尊，忿怒形，火炎发，右手张出，持金刚杵，左手作胎拳当胸，坐磐石上成。
随心金刚只是金刚萨捶眷属级的神格，与金刚萨埋的眷属触金刚同名。作为如此高大的石雕当年并非平常之物，单尊石雕不同于佛画曼荼罗较易绘制众多神佛，单尊石像一般为最重要最典型的神佛。这尊手持金刚杵的忿怒像实际上是金刚萨捶，也称金刚手、持金刚。按密教教理，金刚五佛现菩萨身、金刚身、忿怒身的形象，也称为五佛、五菩萨、五忿怒，金刚萨捶是宝生佛的金刚身。
金刚手有多种形象，有通、别二称，即泛称的护法金刚手和具体所指的普贤菩萨的法身金刚萨捶或宝生佛的金刚身等。安国寺的这尊像还应是通常侍佛卫道的金刚手。《大日经疏》云：“执金刚杵，常侍卫佛，故曰金刚手。”此泛指护法的金刚手。这个形象与藏传佛教的金刚手极为接近。如杭州飞来峰第32窟（元至元二十九年,年）的石雕金刚手即是这种袒腹逆发的忿怒像，右手高举金刚杵，左手竖食指握拳置胸前。
不空新译《仁王经奉持品》云：“若未来世有诸国王建立正法，护三宝者，我令五方菩萨、摩诃萨众往护其国，东方金刚手菩萨摩诃萨，手持金刚杵，放青色光，与四俱脈菩萨往护其国。”此则将金刚手作为东方阿阚佛的护法神。旧译《仁王经》则将手持金刚杵的护法神称为“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往护其国”，故日本平安时代的佛画五大力菩萨中的无畏十力吼菩萨与安国寺的金刚手像极为相似，实际上都是金刚手，只不过是在新旧译《仁王经》中的名号不同而已（图版28）。
4.降三世明王白大理石高76cm（图版29）
三面八臂，忿怒相，高束发，冠正中有佛坐像；袒上身，主臂二手当胸结契印，下束裙，右腿下垂，半珈趺坐岩座。主头左右为二童子面。右上手上扬高举金刚铃（宝铎），中右手持宝剑，下右手持箭矢；左上手持三叉戟，左中手持弓，左下手持绳索。
降三世明王是大日如来的教令轮身，为大日如来教吓警醒愚顽的忿怒形象。能除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贪、嗔、痴三毒，故名降三世明王。
不空译《摄无碍经》描述三面八臂降三世明王“也有八臂像者，左手持戟锁、宝弓、金刚索，右手持金刚铎、宝箭、宝剑，其余双手于胸前结降三世印”，与日本御室版降三世明王形象极为近似（图版30）。安国寺像，右中手持宝剑，右下手持宝箭，与记载略有异。又日本的《别尊杂记》所载图像与安国寺像右三手全同，但左三手的中手执轮索，左下手持弓，持物又略有昇，当是密教经典和图像在流传过程出现的差异①（图版31）。
法门寺捧真身菩萨台座围绕的八大明王中的降三世明王，左侧三手可辨认有戟、宝弓，轮索不明，右侧三手依次有金刚杵、宝箭、宝剑，与日本御室版所传图像宝箭、宝剑的位置相同（图版32）。降三世明王图像有多种佛经的依据，而从宝箭和宝剑的位置看，安国寺和日本《别尊杂记》像大致相同，左侧持物略有出入，而法门寺降三世明王和日本的御室版图像似出处同一。
5.马头明王白大理石高89cm（图版33）
三面忿怒相，主面双牙上翘，束发戴冠，冠中有化佛，两侧为童子面。火焰形大光背，头光正上方有残断的马头，项部鬃毛尚清晰可见。
明王袒上身，帔帛飘扬，主手当胸结契印。右侧上手举斧，中手持念珠，下手掌心向外作与愿印；左侧上手持棒，中手持净瓶，下手持莲蕾；半珈趺坐。惟可注意者台座束腰上半部是仰莲形，下半部是岩石形，此莲座与岩座结合的甚为罕见，大概是喻意马头明王乃观世音化现之故。
马头明王又称马头观音，以观音为自性身，现大忿怒之形，则置马头于顶上。《秘藏记》云：“马头观音菩萨，赤肉色，大忿怒之相，并三面，牙在唇上，头有白马之形如轮王宝马。”
法门寺地宫出土捧真身菩萨台座周绕凿刻八大明王内，中亦有马头明王，然为三面六臂像。右侧三手持三叉戟、莲，作与愿印，左侧手持轮、钩、莲，与安国寺马头明王持物差别较大，不知何故〈图34）。
日本所传马头明王像骑牛座，各手所持物与安国寺像极为接近，仅左中手和下手持物互换（图版35）。
6.不动明王三尊石雕
第1尊高62cm,高束发，曲发垂左肩，童子忿怒相，右手竖执宝剑，左手挽暈索，袒上身，斜披络带，肩后飘帔帛，趺坐于岩座（图版36）。
第2尊高63cm,童子忿怒相，独髻垂发于左肩，装束与上尊同，双手臂残缺，趺坐岩座，从面相、衣饰和动势分析，应是不动明王（图版37）。
第3尊残高51cm,头部及左手残失，从右手竖持宝剑和动势推断，也是不动明王（图版38）。
不动明王是五大明王和八大明王之主尊，是大日如来的教令轮身，唐景龙三年（）菩提流志所译《不空晶索神变真言经》卷9即有“北面从西第一为不动使者，左手持罪索，右手持剑，半珈趺坐”。开元十三年（）善无畏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云：“不动如来使者，持慧刀揖索，顶发垂肩，威怒身相有猛焰。安住磐石上，额有水波相，充满童子形。”又《大日经疏》卷5:“若欲画不动明王如来使者，作童子形，右持大慧刀印，左持福索，顶有莎髻，曲发垂在左肩，细闭左目……坐石上，其身卑而充满肥盛，作忿怒之势，极忿怒之形。”又失译人《立印轨》云：“左垂索发，左目视眇。”即微闭左目。
以上描述与出土三尊不动明王像均相合。第二尊面部完整，左目微闭状，符合经典仪轨，与日本所传图像也极近似（图版39）。日本石田尚丰氏指出，不动明王顶上之髻小圆形，从髻上出弁发垂向左肩的形式看，和受不空（）强烈影响完成的《胎藏旧图样》的不动明王，形式相同，较之日本东寺讲堂和西院的现图曼荼罗系的不动明王为更早。
唐密不动明王实物资料，尽管密教典籍记述颇多，但在安国寺像出土之前所见甚少只有一尊唐雕石像，现藏美国菲利亚博物馆
7.半珈坐菩萨残像白大理石高41cm（图版40）
仅残留半珈坐姿膝部以下的部分，右足侧莲座边沿有一串念珠，其身份或是如意轮观音菩萨。此像残损过甚，不详当初几只手臂。右脚侧的如意宝珠是关键。法门寺岀土八重宝函第四重正面锤裸六臂如意轮观音，右中手恰是挽一串念珠垂于足侧（图版41）,与日本所传《图像十卷抄》如意轮观音样式全同。据足侧念珠残迹推断，此残像很可能是如意轮观音。
如意轮观音为六观音之一，以手持如意宝珠以表满众生之祈愿。菩提流志译《不空峯索神变真言经》卷9“次如意轮观世音菩萨，身有六臂，一手执轮，一手持数珠，一手扶如意宝珠，一手持右颊，一手扣莲花，一手按地，结珈趺坐”，与法门寺宝函、日本图样极为吻合（图版42）。
如意轮观音亦有二臂、六臂、八臂、十二臂等形象。坐姿有结珈坐、半结珈坐、游戏坐、立像种种。台座有莲座或岩座上又敷莲座两类。这尊安国寺残像似乎是交脚近似游戏坐，或可称为半珈。大仰莲座的造型和石质与前述文殊菩萨的台座相同，可知是同一系列的菩萨像，推测当初同时雕刻的。
8.菩萨残像白大理石高55cm（图版43）
头部及右臂残失，菩萨装束，游戏坐姿，坐岩座，喻普陀山海岛，故应是水月观音、南海观音之类。
9.菩萨头部白大理石残高16.5cm（图版44）
束发,发髻残留金彩，尊名待考。
据以上残存的宝生佛，可推断当年安国寺内供奉着大日如来为首的五方佛。又从残存的不动明王、马头明王、降三世明王，可推知当初应有以不动明王为首的八大明王，即不动、降三世、大威德、大笑、大轮、马头、无能胜、步掷。
八大明王又是八大菩萨的教令轮身°」：除盖障-不动、金刚手菩萨-降三世①、文殊菩萨②-大威德、虚空藏-大笑、弥勒-大轮、观音成-马头①、地藏-无能胜、普贤-步掷。
但作为八大菩萨系列时，这八尊菩萨都显现菩萨形。上述八大菩萨，安国寺遗址仅发现文殊和观音（残像）两尊像。虽然也出现金刚手，但这里的金刚手是忿怒护法相，属于护法的金刚手像，不是八大菩萨之一。
以上推断了安国寺当年密宗佛像的组合，这些残像的风格和石质不太统一。宝生佛、文殊、马头、降三世、金刚手、如意轮观音，观音残像和菩萨头像是白色大理石的，从台座和样式看，宝生佛、文殊、如意轮，都是圆形仰莲座，风格一致，似是摆放的一组。马头、降三世、金刚手，是明王专用的岩座，当初也应是一组，且石质都为白大理石。三尊不动明王的身量均小于马头、降三世十几厘米，且岩石灰色，并且一次的发现三尊，故当初是否按同一组曼荼罗仪轨布置的尚待研究。安国寺是晚唐的重要密教寺院，伽蓝七堂完备,故这批石像很可能当初不是同一殿堂供奉的，制作的时间和石质也就不一致。
二从安国寺石像的雕刻风格推断其时代
宝生佛、文殊菩萨和残如意轮观音的台座都是束腰圆形底座，上有大仰莲台，台座下部边缘有浅浮雕壶门，束腰部的花饰饱满繁复，多旋纹，富有流动感。与这三尊像台座样式极为接近的是原置西安东关景龙池庙的持莲观音坐像.（唐，高73cm,图版45）和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石雕菩萨坐像（唐，高77.5cm,图版46）叫台座的样式属于同类型。又有原在西安西南圭峰草堂寺的鸠摩罗什舍利塔（图版47）,单层六面石塔置于须弥山形台座上，卷云的雕法和旋纹与上述诸像特别是文殊菩萨像的台座极为近似可推知，这些佛像和石塔应属同一类型的作品，但诸尊雕造时代略有先后。
景龙池观音坐像手持莲蕾珈趺坐的形式，现存的初、盛唐石造像上几乎见不到，而日本平安时代（）的菩萨像多有此种形式。此像虽是所谓莲花手观音，但图像也有密教的色彩。
初唐和盛唐前期的石雕佛像，雕刻虽成就卓著，但不时仍流露出北朝的遗风，动态端庄，稍显板滞，刀法刚直，衣纹多呈圆绳状有规律地布满全身，代表作如马周造像（贞观十三年，图版48）、邑义十六人造阿弥陀像（景云二年）5」，一直到开元年间的宝庆寺石雕，均有此种倾向，到天宝（）以后才逐渐注重衣褶的自然起伏，强调写实性手法，但失去了初盛唐时的刚劲有力的作风。衣饰、台座等更追求华丽、繁琐，可以说达到了唐代雕刻的鼎盛时代。中唐的造像渐趋形式化，略乏自由活泼之风。安国寺的文殊菩萨像、宝生佛等判定为中唐的较为妥当。
安国寺像的大理石质料值得注意。正如松原三郎所指摘的，这类白大理石应是产自河北和北京郊区（幽州）的，如其弓I《长安志》卷15：“福严寺……开元中以造华清宫余材修缮佛殿，中有玉石像，幽州所进，与朝元阁道像同至精巧无比,扣之如磬。”又《旧唐书》卷24《礼仪志》曰：“初太清宫成，命工人于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彩绘珠玉为之。”松原氏认为太白山在河北省境内，《古今地名大辞典》记太白山在陕西鄙县南。总之在开元、天宝时代曾流行以白大理石雕造各种石像，石料的重要来源是河北省口电。
从安国寺像的诸像风格分析，松原氏认为波士顿美术馆的菩萨像是盛唐末期长安派石雕的顶峰之作，而安国寺宝生佛像和文殊像已有缺乏力度感和活力感的倾向，造型略显拘谨，故应为盛唐末、中唐之初的作品此说颇有见地，甚至还可往后稍推至近晚唐。
三安国寺的沿革及密教活动
长乐坊以东为大安国寺。据《增订唐两京城防考》，朱雀门街东第四街，街东从北第一长乐坊。以东大半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时舞榭，景云元年（）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后浸摧圮，宣宗欲复修，未克而崩。咸通七年（）再建。
安国寺当年寺宇宏敞，是名士聚会之所，有多堵名画家画壁。《寺塔记》说长乐坊安国寺“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佛殿是开元初宣宗拆寝室而施舍，有僧法空从光明寺移来的当阳弥勒像，此像不知何种质料，但记载虎口粗的绳索数十牛曳之，索断而像不动，法空持炉依法作礼，像自分数十段而移于寺内。从描述看很可能是石像“削旳。
又有利涉塑堂。利涉为初唐时西域僧人，曾在金梭岭遇玄奘。元和（）中皇室要改建此堂为圣容院，将堂内,像迁廊下，宪宗忽梦一僧诉曰暴露数日，岂圣君意耶？”及明驾幸，验问如梦，即令移就堂中，侧施帷帐安之。
总之此寺内当年很可能供奉着多尊大型石佛像和塑像，且衍生神异之事口句，以至千年后出土十数尊石像。
上文所云“后浸摧圮”是指会昌灭佛运动的法难，因此才有法难后不久宣宗李忱（）欲修复.咸通七年（）重建。会昌灭佛，安国寺遭:乏严重破坏，这些密教石像很可能是会昌灭佛之前供于寺内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三年（）六月即有令焚烧佛经，出现埋佛、菩萨、天王等像。及至会昌五年（）时路遇裴舍人告之曰：“五月升九日离长安，在城之时城中僧尼还俗已尽……诸寺见下手毁拆，章敬、青龙、安国三寺通为内园”，即将安国等三寺归为皇家内苑。这批石佛像很可能就是此次法难埋入地中的。
安国寺，唐代名僧辈出。初唐西域僧人利涉，婆罗门种姓，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人满无容膝之地河中僧人安国寺良贲，在永泰年（）与不空译《仁王经》，代宗命他为此经作疏解判，曲尽经意。后在安国寺讲经，归者如林。
又有瑞甫（开成元年卒）、藏用（8世纪中叶）等名僧。《宋高僧传》记多位安国寺僧的史事。
圆仁于开成五年（）九月记资圣寺僧人怀庆谈及长安诸密教寺院通金胎两界秘法的僧人，“青龙寺润和尚但解胎藏”，“大兴善寺文悟阍梨解金刚界，城中好手；青龙寺义真和尚兼两部，大兴善寺有元政和尚深解金刚界”，“大安国寺有元简阍梨，解金刚界好手，兼解悉昙、解画、解书梵字”口‘」。可知会昌毁佛前长安密教之兴盛。元政是惠果的法孙、惠则的弟子，住大兴善寺翻经院，圆仁从其学金刚界法和《金刚顶经》，受惠颇多。安国寺元简可能与元政同门。元简通梵文，深解金刚界曼荼罗法.故圆仁所记的阍梨当指通曼荼罗及诸尊印号（印契与真言）并传法授灌顶的僧师。
关于安国寺出土的这批残像，与日本赖富本宏先生相谈，他认为可能是金刚界曼荼罗的诸尊，但缺损甚多，还没有人将其复原成一组曼荼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