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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此后逐步兴盛，引起了汉地僧侣西行求法的热潮。自三国朱士行以降，历代远赴西域、天竺等国“取经”者不乏其人，而这其中又以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最为著名。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位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求法沙门，其西行路途之遥远、阅历之复杂，已经大大超过了上述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见闻写成的《往五天竺国传》，又在20世纪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书失而复得的传奇。这个人，就是唐代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罗旅唐僧人慧超。
唐代中外交通图
慧超其人其书
有唐一代，汉传佛教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罗僧侣多以入唐求法为时尚。慧超虽因远赴天竺巡礼而知名，但文献中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相当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断出他的履历：
敦煌藏经洞出土“宝胜如来图”
图中戴斗笠、背经箧的行者，即是古丝路上取经僧的经典形象
最晚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罗入唐，不久即经海路前往印度，先后朝拜东、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佛教圣迹，又向西到达波斯（萨珊王朝旧地）、大食（阿拉伯帝国），后转回东方，取道中亚返唐，于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抵达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回到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的门下受业，长年从事译经工作，最终于五台山圆寂。
敦煌壁画中艰难跋涉的求法僧人
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记录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国传》。求法僧的行记著作，历来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宝贵史料，但该书流传不广，大概在五代以后就已亡佚。直至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法国人伯希和在几万件古代经卷中发现了一份首尾俱残、未著题名的楮纸写本。
今天的西安荐福寺及小雁塔，慧超曾在这里师从金刚智学习
他根据唐代僧人慧琳所编《一切经音义》收录的85个词条引注，对照残卷所记的印度及西域各国的疆域、宗教、物产、民风等内容，确认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复现，新罗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终于清晰地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
今藏法国的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部分）
西天佛树
古代印度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稽，常被称为只有神话传说的“秘密国度”。慧超这次赴竺求法，因此对当时印度社会以及各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有着详细的记录。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文字，正好与玄奘、义净、悟空等人的行记著作前后接续，为考证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慧超由海道登陆，在五天竺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情绪激动，皆表现在行记中的几首五言汉诗当中。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也不难看出，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废弃无僧，可见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国那揭罗驮娜寺巡礼之时，还曾听说一位求法汉僧在归国前夕病亡的事迹，因而创作了一首“悼”诗以表哀痛。联想到高僧义净有关西行求法“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的数字，可知当时长途旅居之艰险。
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摩诃菩提寺，如今是印度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慧超在五天竺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因此对古印度社会情况的记载也远较其他地方详尽。书中特意写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极众，而贫富差距异常悬殊。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以蔽风日——高楼大厦与大片密集的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可知“十亿牲口一亿人”的印度古今皆然。
今天印度孟买的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同样对比强烈
在古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大象是各国军队的战力中坚，象的数量即代表国家实力。而据慧超记载，当时的中天竺国“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军力最为强劲，因而经常在列国间的战争中获胜，诸战败国“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赔款，避免交战。只是对比《大唐西域记》可知，这一时期的印度诸侯混战，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国虽然力冠群雄，但与近百年前戒日王统一时的“象军六万，马军十万”相比，仍是差得太多。
印度埃罗拉石窟表现象战的浮雕以及壁画中的大象
《往五天竺国传》虽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毕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无论是基于宗教感情，还是囿于时代认知，慧超笔下的西天佛国，似乎总是自带一层神圣的美颜滤镜，掺杂了许多言过其实的理想化描述。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国的政令简易，刑律宽松，民间不蓄奴、不贩卖人口，社会各阶层皆不事游猎，甚至连拦路抢劫的盗贼都是只取财物而不伤人性命，显得极有良心。只可惜，现代学者已经利用考古、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揭露了这些记载的虚妄不实，而究其原因，无非是慧超这个“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乡”，塑造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梦中净土。
取材于佛经故事《鹿王本生》的龟兹壁画
由此可知古印度亦多田猎杀生之事
异域风土
虔诚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欲，这是历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质。慧超为寻“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带上了一双猎奇的眼睛，记录下了许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风土。
据行记所载，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区的西部，历史上曾有“九个识匿国”，其地气候极寒，不生五谷，居民散布于雪山之间，时常有组织地劫掠过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该国人即便劫取了丝绢（古丝绸之路正是以丝织品贸易而闻名），也只是堆积在库房当中，任其腐坏，却不会拿来做衣服。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异，高原山民这种怪异的“消费观”，只会让来自农耕社会的慧超感到荒唐。
丝路沿线出土的唐代狩猎纹印花绢
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恰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阿拉伯风俗的汉文文献之一。传文载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喫（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体现了游牧民族早期的质朴平等之风，只能是“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的社会图景。至于行记中所谓大食“国人爱煞（杀）事天，不识仏（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则体现了汉文化圈对伊斯兰教法的早期认知。又据《旧唐书大食传》，阿拉伯人这种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风，还曾在两国之间引起过严重的外交争端。
米尔赛义德阿里绘《宿营地》
慧超虽是六根清净的出家人，但他行记里最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对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书中提及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吐火罗、罽宾等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这种兄弟共妻的异常婚俗，在我国解放前的藏区，以及如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遗存。除此之外，慧超还特意书写了波斯、粟特等族“纳母及姉妹为妻”的乱伦婚俗。历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族群认为内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高贵，因而极力主张近亲结合。我国境内出土的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志，也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兄控”“妹控”之风古已有之，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亲通婚传统，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虚构。
西安出土的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合书《苏谅妻马氏墓志》
中亚剧变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正是西域局势最为动荡不定的时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几大势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写了亚洲腹地的文明版图。慧超于此时亲历其境，不仅感受到了几大强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分野，还见证了沿途各国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变。
《往五天竺国传》所记印度至西域各地的役属情况简表
公元七世纪中期，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扩张，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吞灭了整个萨珊波斯以及半个拜占庭，为日后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慧超曾经深入大食领地，也在书中追述了这段“开国历史”。他说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驼户”，尔后反叛自立，杀死了波斯王，进而征服其国。虽只短短几句话，却把新老霸主交替的历史进程写出了恩仇报复的江湖味道，颇具民间叙事的生动异趣。
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
隋唐史书中的“拂菻”（亦作拂临、拂懔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其“大拂菻”专指君士坦丁堡一带，而“小拂菻”则是小亚细亚地区。阿拉伯人在兴起之初，就迅速攻占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属地，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更是数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书中提到大食国王因向小拂临进军，所以并不住在本国，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年苏莱曼组织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拥山海之险，城防极坚，阿拉伯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那道让人绝望的高墙。慧超传载“（大拂临）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食数回讨击不得”，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西方古代画稿，描绘了拜占庭人依托坚城抵御阿拉伯人进攻的场景
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军队仍在向印度中亚扩张。当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于六世纪中叶崛起语阿尔泰山，极盛时几乎将葱岭两侧的所有绿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属。这些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监其政事的官员）以及军队驻节。由于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国王就会被监控国政的突厥贵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国传》所载，建驮罗国（即犍陀罗，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带）“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煞（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就是这一套“鸠占鹊巢”把戏的标准操作。
中亚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突厥人形象
此后百余年里，随着突厥部族日益迁入，各国王统相继变易，突厥人的语言、风俗也开始在中亚大规模的渗透扩散。期间虽然发生了唐灭西突厥这样的大事，但突厥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失。而当阿拉伯人有事于中亚，他们最先侵夺的，就是这部分原属突厥的势力区域。如慧超传记载，当时的犍陀罗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罽宾、谢?、览波诸国，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罗、骨咄国以及河中地区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并属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则与大食沿跋贺那国的锡尔河一线夹岸对垒，可见竞争之激烈。
西安出土唐永贞元年（）《米继芬墓志》并盖
志主是来自中亚米国的粟特移民，而其父“突骑施”则是一个明显突厥化的名字
《往五天竺国传》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与吐蕃、大食斗争的情况。例如书中记载了开元十年（）前后，小勃律国（今巴控克什米尔北部吉尔吉特河谷）请求唐朝驻军以抗吐蕃的史实。而行记所举葱岭以东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属唐王朝为控制西域而设的“安西四镇”。慧超说当地“人依汉法，裹头着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渐，安西各族已汉化颇深。只可惜，在慧超归唐二十多年以后，即发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战败，唐军在葱岭以西的优势尽失。其后又数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边军奉令内调，安西四镇虽然坚守良久，但终不免陷于吐蕃，唐人自此无力向西。
敦煌藏经洞出土祆教二神图像画稿
作为一名求法僧，慧超对所经之处的宗教状况最为敏感。根据他的行记，我们大致可以画出西域各国在当时的宗教分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正在迅猛东扩，而大食统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暂时还在礼拜圣火；进入中亚的突厥人改信了当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经完成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则正在反向输出。至于如今全民笃信三宝、庙宇遍布的雪域藏区，在那个年代还是“国王百姓等惣（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
苯教典籍散页，苯教是吐蕃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原有宗教
总体来说，在《往五天竺国传》残页所记的中亚，唐与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中亚原有的东伊朗语族进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风俗，变成了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以及后续诸王朝的统治，又让当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趋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持续几个世纪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浪潮，直接影响到了亚洲此后千余年的历史走势。
11世纪《突厥大语词典》中的《圆形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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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耳
编辑：曹江
